1915年10月，天津小站造币总厂炉火通红，铜模“嗤啦”落水，蒸汽翻腾。铸工抬头调侃：“得把老袁的脑袋铸得板正！”一句闲话，点出一场波澜——新的国币即将面世。
那时袁世凯离登基称帝还有两个多月，然而银元工程早已启动。顺序被他刻意颠倒：先造钱，后改制。军饷、关税、铁路债息，全指望这枚硬通货为政权续命，拖一天都不行。
自明中后期，西班牙“本洋”大量涌入，白银圆形化、重量化的使用习惯扎根华夏。清末银两却形制百样，各省库银、关平银、潮州银重量全不同，商人过一条关就得重新折算。
币制失序直接导致白银外流。辛亥革命后，军阀林立、纸钞滥发，汇价起落如溜滑梯。早晨五十元买一包棉纱，傍晚就得七十元，弄得菜贩子都抱怨算不过账，老百姓更是被折腾怕了。
袁世凯深知“兵为币先”，1914年2月出台《国币条例》，定下银本位：一圆银币含银七钱二分、铜一钱八分，重量二十六点六克。尺寸、齿边、纯度写得明明白白，谁敢私改便属伪造。
随后请来意大利雕刻师乔治·德·乔奇，定稿侧面戎装头像。图案洋气，指向却冷峻：把最高权力直接压在硬币上，借市场流通为自己打“合法”烙印——这一手极见权术。
1916年初，袁世凯加冕称帝；3月被迫取消帝制；6月6日病逝，前后仅83天。按理人亡政息，头像币也该退场，然而市面上“袁大头”反而愈发抢手——银子是真银子，含量摆在那儿，谁会拒绝？
天津、南京、广东、武昌四厂连轴转，民国三年至七年打出约一亿八千万枚。大小商号、洋行、海关、邮局全照价收兑。银元可称重，可熔铸，流通阻力微乎其微。
北洋、直皖、奉系你来我往，却都不敢轻易动它。黎元洪、冯国璋出过纪念币，想树新旗，铸量小、纯度低，很快被市场用脚投票。孙中山头像银元同样败给成色与数量，匆匆谢幕。
30年代法币改革主打纸钞，财政部一次又一次开闸放水，通胀如脱缰野马。商界打出木牌：“现大洋收货、法币加价”，白纸票子在集市无人要，袁大头却成了救命草。
抗战时期，边区金属奇缺。红军收缴的大头盖上“苏维埃”戳记后继续流通。士兵递上一枚：“盖个章，照价！”一句平静对白，说明真正的信用寄托于金属分量，而非哪位元首的侧影。
建国伊始，东北、华北仍能见“大头”在街头跳荡。为稳定金融秩序，1953年钢制壹分硬币投放，次年全国收回银元。统计显示，袁像币总铸量逼近十一亿枚，横跨清末遗绪、民国乱局与建国初期，历时四十多年。
有人说袁世凯对经济毫无建树，事实却不全然。即便出于私利，他推动的统一币制在当时的客观效用不可抹杀：第一次让中国出现了数量庞大、规格统一的本土硬币，缓和了地域割裂的货币混乱。
然而银本位也暴露局限——一旦国际白银价格波动，国内价格体系随之摇晃；地方势力囤积熔铸，良币依旧难敌短视之手。袁世凯的政治算盘碎了一地，银元的成功与失败，都成了后人必须面对的教训。
如今收藏界将“袁大头”视为入门硬通货，无非两点：金属含量真实、历史故事扎实。而它最深的意义，在于提醒后世：制度、信用、材质三者若脱节，再漂亮的头像也留不住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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