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进思湖州人，早年曾以屠牛为业。后投奔镇海军节度使钱镠帐下从军。
《十国春秋》载“故屠牛为业，已从军，隶镇海节度使戏下”。
后来成长为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的核心军事将领和政治人物，他的一生完整经历了吴越国从钱镠到钱弘俶的四代权力更迭。
他的发迹之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随钱元瓘自愿为质
902年，当时控制宣州的军阀田頵，原本是淮南大军阀杨行密的将领，因与杨行密矛盾激化而叛变。
他率军攻打镇海节度使钱镠控制的杭州，将杭州给围了。
《新五代史·吴越世家》记载：“頵遂绝（杨）行密，攻（钱）镠。”
杭州城内外交困，形势十分危急。
为解杭州之围，钱镠需要与田頵达成暂时的妥协。
在当时，送质子，通常是儿子或弟弟，是军阀间取得暂时信任的常见手段。
钱镠的第七子钱元瓘在此时挺身而出。
《吴越备史》记载，钱元瓘主动请行，说：“今日事急矣，愿得质于頵以舒患。” 钱镠在万般无奈中同意了这一请求，将儿子送去敌方，无异于送羊入虎口。
钱元瓘去的时候，带了两个自愿前往的亲随，分别是戴恽与胡进思。
也就是《太平年》被杀的那个戴恽，事实是事实，但是当时候却是另一个顾命大臣章德安，而不是胡思进动手的。
在前往宣州以及此后长达一年多的为质生活中，胡进思作为亲随护卫，与年轻的公子钱元瓘朝夕相处，共同面对未知的政治风险与人身威胁。
这种在特殊环境下建立的主从信任与私人情谊，是任何普通战功都无法比拟的。
钱元瓘为质的策略为钱镠争取了宝贵的时间。不久后，田頵在与杨行密其他部将的交战中兵败身亡。
据《资治通鉴》记载，田頵死后，他的部将康儒控制了宣州。
钱镠立即抓住时机，派人携重金赎回钱元瓘。
最终，钱元瓘在胡进思等人的护送下，平安返回杭州。
钱元瓘继位后，立刻大力提拔胡进思。
《十国春秋》总结道：“及忠献王（钱元瓘）立，推念旧恩，以进思为勋臣之首。” 他从一个中层军官被直接擢升为掌控宫廷禁卫的“内牙右统军使”，进入了权力核心。
协助钱弘佐铲除权臣
941年，钱元瓘病逝，其子钱弘佐继位，年仅十四岁。主少国疑，钱元瓘临终前安排的辅政格局迅速失衡。
《资治通鉴》记载，当时权势最盛的有两人：
一个是内牙上都监军使阚璠，掌握宫廷禁卫与军事决策实权，“刚愎猜忌，排斥异己，专权擅命”。
另一个是内牙统军使戴恽，同为禁军高级将领，是阚璠的主要政治盟友，“与阚璠最为同心”。
两人几乎完全把持了朝政，年轻的国王钱弘佐几乎被架空。
钱弘佐随着年龄增长，对阚、戴二人的专权日益不满，暗中积蓄力量，寻求反抗的机会。
钱弘佐依靠他的亲信谋士程昭悦，与胡进思结成了秘密政治联盟。
程昭悦向钱弘佐进言，先将戴恽明升暗降，调离禁军要职，出任地方刺史。
戴恽离京后，程昭悦与胡进思罗织罪名，诬告戴恽与阚璠“谋奉戴恽作乱”。
在获得钱弘佐的默许后，他们突然发兵，包围阚璠府第，将其逮捕并即刻诛杀。同时，将已在外地的戴恽召回处死。
随后，对阚、戴二人的党羽进行系统性的清洗和流放。
此事之后，钱弘佐成功收回了王权，开始亲政。史载此后“王始亲政，发号施令，皆出宸衷”。
胡思进也成为了这场斗争的赢家。
阚璠、戴恽及其党羽被清除后，他作为内牙军中唯一幸存的元老和头号功臣，地位空前巩固。
钱弘佐对他“益重之，军政皆以委任”，其权力达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顶峰。
947年，钱弘佐病逝。因其子年幼，其弟钱弘倧在胡进思等元老拥立下继位。
即位之初，双方关系还行。
钱弘倧加封胡进思为“守丞相兼中书令”，表面尊崇至极。
但是年已二十得钱弘倧，性格“刚严”，决心收回被武将把持的权柄，亲自执政。
而胡进思自恃两朝元老，有定策、铲逆之大功，将内牙军牢牢掌控在手，期望新君能如钱弘佐般继续依赖自己。
在朝堂之上，钱弘倧几乎不采纳胡进思的进言，甚至多次拿胡思进以前卖牛肉这件事来嘲讽他。
腊月，局势已经发展到了危急时刻。
钱弘倧与何承训、水丘昭券密议，计划将胡进思调任为温州刺史，并乘其离京时捕杀。
这是想重复钱弘佐对阚璠、戴恽那一套。
但是何承训临阵畏惧，他判断胡进思在内牙军中根基太深，君王计划难以成功。为求自保，他连夜向胡进思告密。
胡进思闻讯，不再有任何犹豫，立即打算“先下手为强”。
农历除夕夜，胡进思发动了决定针对钱弘倧的政变。
当晚，胡进思以处理紧急军务为名，深夜率亲兵三百余人的武装进入王宫。
钱弘倧猝不及防，厉声呵斥。
胡进思指挥士兵将钱弘倧软禁于寝宫，并控制内廷。
然后以王命召集群臣于宫廷，宣布废立。
在武力威慑下，百官无人敢公开反对。
胡进思与众臣商议，假传钱弘倧“退居别宫”之命，迎立其弟钱弘俶为王。
并将钱弘倧全家迁至义和院软禁，派兵严密看守。
权臣末路
胡进思虽成功进行了废立，自己也陷入了巨大的政治孤立和恐惧中。
他多次请求甚至逼迫钱弘俶杀死钱弘倧，以绝后患，均被钱弘俶以“全吾兄，方见汝忠义”为由坚决拒绝。
请求被拒后，胡进思竟私派刺客潜入义和院行刺。
钱弘倧闻声呼救，守卫及时赶到，刺客翻墙逃走。
行刺失败后，胡进思明白自己已与钱弘俶彻底决裂，且因废君之举失去道义。
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旧五代史》载：“进思因忧惧，疽发背，卒。”
于政变同年背疮发作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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