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北去了的军列在呼啸的寒风里爬上黄河大桥。车窗起了薄霜，黄明生用指尖在冰面划了两下，又迅速抹掉。口袋里压着一封写好的信，地址是江西宁都专区民政局。这趟调动原本只需两天，可他心里早已走完上万里，走回那个泥墙青瓦的小村。

信寄出的第三周，作战处电话找来，说宁都有回音。那晚军部熄灯后，他仍站在走廊，烟头一点一灭。回电只两句话：你妹仍在，双目失明。黄明生握着听筒没作声，长时间的沉默让值班员以为线路故障。

一九二九年参加红军后，他和家中再无书信。长征走到雪山脚下时，探亲假成了奢望。直到全国大势底定，他才敢奢望找亲人。眼下却听说妹妹的眼睛被挖——这话如闷棍砸在胸口，疼得发闷。

宁都方面追补的材料接踵而至：七八岁的孩子，被还乡团抓去，母亲被枪决，小姑娘被留作“活饵”，“眼瞎才显眼”——这句土话让办案干部心中发寒。几十年过去，线索剩下一句“瞎女沿街卖唱”。

有意思的是，正是“瞎女”这两个字让民政局有了突破。解放后，各县清查盲流艺人，卖唱者姓名、口音、落脚点都登记在册。宁都半个月摸排，锁定一处叫麻背岭的小圩场。登记簿上记着：瞎女，四十岁上下，与年逾七旬盲汉同唱。

1950年仲春，县委干事郑子华翻山越岭找到麻背岭。圩日人声鼎沸，空气里混着豆渣与谷糠味。远处有人弹着破旧三弦，女声嘶哑却带着当地小曲的转腔。郑子华喊：“黄小英，你哥回来了！”那两位盲人没理他，继续唱：“落日映山口，谁家人马走……”他不得不靠前拍拍鼓架。女盲人顿住，嘴唇嗫嚅，似懂非懂。

路上没有电话，郑子华只能写电报：疑似找到，男女皆盲，须速决。黄明生赶回宁都时，正值清明小雨。乡干部领他进一座破祠堂，祠堂后房透着霉味。屋里，那个骨瘦如柴的妇人侧耳倾听脚步。黄明生压住喉咙的颤抖，低声道：“小英，是哥。” 她先愣，随后伸手在他胸前摸军服纽扣，指尖停在领章上，哭不出声。

老盲汉靠墙坐着，神情木然。听见动静，他咳嗽两声，用沙哑的嗓子问：“来了？”短短一句，包容了警惕与烦恼。黄明生向前一步，敬了个军礼，算是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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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卫生院条件拮据，依旧腾了两张病床。医生诊脉后摇头：年老体弱，旧疾缠身，手术无望。听见医生议论“北京的大医院或许能查”，黄明生当即打报告，准备把二人一并带走。

遗憾的是，路途漫长，老盲汉身体能否撑得住无人敢打包票。军区干部给出折中方案：可将妹妹带去，北京医疗条件好些，老盲汉留宁都静养。消息一出口，病房气压骤降。妹子淡声说：“没有他，就当没有我。”一句话不高，却钉在墙上。黄明生张口想解释，终究没说服她。

试想一下，这位将军在战场上令行禁止，却败给妹妹一句平静的“我们两个”。他终于点头：一起走。1950年6月初，医疗专列从南昌始发，挂着两节简易医护车厢。妹妹与老盲汉并排而坐，窗外景色飞驰，他们视而不见。列车员好奇问：“看不见还坐这边？”老盲汉笑了：“听风，风声宽敞。”

抵京翌日，两位盲人住进协和东院。检影镜下，妹妹眼眶内空空，手术无计可施；老盲汉确诊慢性支气管扩张与胃溃疡，好在药物可控。医生建议长期疗养，军区干事安排了香山脚下一处休养所，青砖小院，两间通铺，北窗向阳。

入住那天，妹妹摸到院里海棠，轻轻拽住枝条：“这味道比南方淡。”老盲汉坐在竹椅上回一句：“淡也好，清净。”黄明生站在门口，肩膀下垂，像卸下全部军功章。他想伸手，却觉双眼涩痛，转身咳了两声。

1950年秋天，军区机关寄来最新任命：黄明生升任副兵团司令，驻地东北。走前一晚，他守在小院。老盲汉忽然开口：“不耽误你吧？”声音很轻。黄明生摇头，用几乎听不出的语调答：“若非你，她恐怕捱不过那些年。”这句感激埋在夜色中，没有第二人听见。

后来有人问起那对盲人如何安置，干部们只说：香山秋深，野菊正黄，唱曲的琴声偶尔在晚上飘出墙外。偶有路过的孩子停下来，听几句陌生乡音，谁也说不出那是何调子，却觉得心里暖。

至此，兄妹重聚，旧债无由清算，恩义却在人间延续。战争夺走了光明，却没能割裂亲情与善意。不同命运，被一封薄纸牵在一起，最终在北方的山坡上，得了一处清静与安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