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的南京有多脏？国会开成了青楼，蒋介石怒骂：这批淫棍！
1948年3月，在南京召开“第一届国民大会”，远看像走程序，近看像清仓甩卖，自上到下都弥漫着一种强烈的临终挣扎的气息。
蒋介石清楚，美军援是撑不起民族主义皮囊的，他想靠“选出来”的合法性，为自己多赢一点儿时间，但民间早已没有耐性。
当时的物价简直像疯狗一样往上窜，老百姓早上口袋里的钞票，还没捂热，中午就不值一个馒头。
这种背景下举行“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合法选举”，你信吗？
代表怎么来的？说是全国普选，基层却尽是漏洞和猫腻。
你以为这当的是民意代表？不，有位代表后来在回忆中坦言：“我一分钱没花，是别人出钱送我去南京吃喝几个月的。”
他们不管你是学生、老太太，还是三轮车夫，只要能控票，就能塞到名单里。
有人去投票站排了三次队，三张选民证都能领到，再来一次还能拿点路费。
中小学生也安排上了，拿着老师发的“选票表格”，一脸懵懂地被拉去投票，谁给几块钱票就投给谁。
各地代表到了南京，住进的是旅馆、宾馆、甚至一些临时改装的“议政楼”——其实就是青楼改建，外边挂着“民主协商”的牌子，屋里演的却是男欢女爱。
南京当时知名的“安乐酒家”和“龙门酒家”，主打菜单不是菜，是候选人的金票与筹码。
李宗仁包下“安乐酒家”，每天开席几十桌，送烟送金子，还“安排姑娘”陪聊陪游；
孙科则抢占“龙门酒家”，号称用的是“公款运作”，但那些代表最关心的，是能不能“投一票，再来一夜”。
蒋介石原以为孙科会顺利坐上副总统的位置，他是自己的人，也算延续“蒋宋孔陈”一线的大格局。
但他没料到，“老桂系”的李宗仁也不是什么省油灯，背后不仅有民间好感，更有美国撑腰。
美国要的是李宗仁这样的“地方派系”，用来制衡中央那帮死硬派。
于是这场本该清清楚楚、礼让三分的副总统竞选彻底乱成一锅粥，活生生演成了“选举战争”。
谩骂、暴打、造谣、贿赂、宴请、金条——你想到的政客丑态，在那一年，一样也不少。
三连投都没法得出结果，李宗仁始终领先，却始终差一点点法定票数——那个时候，台下有人故意捣乱、迟到早退，投不了法定票数就能“耗死你”。
蒋介石亲自出面找程潜谈，让他退选支援孙科，程潜摆明了不给面子：“我不是替你来陪榜的。”
反倒是程潜先退了，李宗仁接着宣布退出，逼得孙科也不得不退出。
剧情变了：从对抗，变成了“空场博弈”，蒋介石尴尬了，场面一度休会，代表们各自散场，外边却传出一件“大新闻”：《救国日报》爆料称孙科与“舞女蓝妮”关系暧昧，并质疑其参选资格。
记者当天就被拖出去打，广东代表张发奎、薛岳等人亲自出面砸了报社。
但报社没砸掉风声——反而让整个选举变得更臭。
孙科阵营随后反过来造谣李宗仁“通共”，说郭德洁的钱腐得发绿，还草拟内部报告影射李宗仁“利用美方关系操控选票”。
蒋介石彻底怒了，据说拍案痛骂：“这批淫棍，不配为政！”
一个民选大会，搞到最后，靠的不是票，是谁能请更多客，买更多记者，砸更多脸。
最终靠蒋介石让步，1948年4月20日，李宗仁以1438票险胜孙科的1295票，成为中华民国副总统。
但胜选消息刚传出来，市场上金条价格就再跳一波，有人开玩笑说：“当副总统的行情涨了，一个金条在投票现场能换两张脸。”
讽刺的是，这场“胜利”的背后，是彻底失败的官场伦理与国家信任。
不能忽视一个细节：那一年国军在战场上节节败退，东北全线撤退，山东局势告急，华东还要跑去增兵，南京高层却在酒店里争金条、陪姑娘、斗口水、报私仇。
南京的代表们在小算盘里笑得合不拢嘴，一个个眼里只有“这届选下去，我能换多少权与钱”。
一场宪政本该是政体正常化的开始，却像极了送葬宴的最后一盏灯。
人心尽失，金圆券改革失败，物价暴涨，百姓开始公开在集市骂“委员”，士兵发不出薪水，打着退伍回家的旗号四处抢掠。
真正的政权溃败，在这之前，就全面展开了。
几个月后，《观察》杂志在香港刊出一篇内地读者来信，里面写了一句话：
“我不知道我们选出的副总统，是为谁服务的，也不知道他们知不知道我们已经穷得买不起碗里的一口米。”
回头看，那场1948年南京的选举，没有留下制度建设的遗产，只是把政治最后的遮羞布撕破，告诉全世界：这个政体已经溃烂得无法修补。
人们记住的不是宪政元年的希望，而是“安乐酒家”里的纸醉金迷，是代表票价的节节攀升，是报社被砸后的噤若寒蝉，是蒋介石拍桌子的愤怒，也是不久之后他自己也沦为台湾“临时总统”的无奈。
1949年只是结果，1948年才是过程的倾斜点，要问1948年的南京有多脏？请记住这个细节：
一个议员说他在龙门酒家边吃饭，边见到一位“小姐”对另一个代表说：“大哥，票我已经帮您投了，后面几个兄弟还要吗？”
然后笑着敬酒，这一幕，才是那个时代，最真实的民主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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