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息烽快活岭，大雾弥漫，这里是抗战时期国民党关押“重犯”的死地。
1945年7月14日，一辆美制道奇军用卡车停在了被服仓库门前，几个特务推搡着七名年轻人走向刑场。
走在最前面的女子，穿着一件浅咖啡色的薄绒连衣裙，手上戴着一枚红宝石戒指，神色平静得不像赴死，倒像是去赴一场老友的约会。
当刽子手举起枪，她猛地回过头，只说了一句，“笨蛋！
朝胸膛这里打！”
枪声响过，年仅24岁的生命倒在了血泊中。
直到几十年后，人们整理烈士遗骨时才发现，那枚红宝石戒指依然死死地压在她的头骨之下。
这个名叫张露萍的姑娘，18岁就孤身一人插进国民党军统局的心脏，在特务头子戴笠的眼皮底下潜伏三年。
她究竟做了什么，让蒋介石大骂戴笠无能，让号称“铁板一块”的军统局颜面扫地？
要把时间拨回到1939年秋天。
那时的重庆，既是战时陪都，也是各方势力暗战的中心。
在牛角沱的一处两间平房里，搬来了一对“兄妹”。
哥哥叫张蔚林，是国民党军统电台的军官；妹妹叫张露萍，打扮时髦，看着是个不需要为生计发愁的大小姐。
这看似普通的家庭组合，实则是中共叶剑英亲自布下的一步闲棋冷子。
那个“妹妹”，其实是刚从延安抗大毕业、年仅18岁的中共党员，原名余家英。
组织上派她来，就是要利用张蔚林这层关系，在军统内部钉下一颗钉子。
这步棋走得有多险？军统局电讯处，那可是戴笠手里最机密、戒备最森严的核心部门。
可张露萍硬是凭着那股子聪明劲儿和特殊的“家属”身份，在特务窝里进进出出。
为了方便工作，组织上让她化名“张露萍”，并让张蔚林搬出军统宿舍，在牛角沱建立了这个家外之家。
没过多久，张露萍就凭着过人的胆识，把军统电讯总台的另一位关键人物——冯传庆，也拉进了这个秘密圈子。
接着，杨洗、陈国柱、王席珍、赵力耕等人也陆续加入。
一个七人组成的“红色电台”小组就在戴笠的眼皮底下运转起来了。
军统那边还在费尽心机地加密、发报，这边的情报就像流水一样，源源不断地传到了南方局，甚至直达延安。
最精彩的一仗发生在1939年底。
当时戴笠给胡宗南发了一封绝密电报，说是要派一个“三人小组”，带着美制小型电台潜入陕甘宁边区搞破坏。
这计划可谓天衣无缝，可惜电报刚发出去，就被张露萍截获了。
这情报火速传到延安，结果那三个特务前脚刚跨进边区地界，后脚就被边区军民给按住了，连人带美制电台那是人赃并获。
这不仅缴获了物资，还抓住了蒋介石“假抗战真反共”的铁证。
戴笠看着空荡荡的联络信号，估计把头皮抓破了也想不通，那边的土八路怎么就长了顺风耳？
更绝的是天官府街14号那次。
军统侦测到了中共的一个地下联络站，准备放长线钓大鱼，想趁着开联席会的时候一网打尽。
情报送出来的时候已经晚了，张露萍没法找人转送，她干脆豁出去了。
那天晚上，她趁着夜色直接跑到天官府街，虽说按规定这是不允许的，但情况紧急顾不得了。
她塞进去一张字条，“有险情，速转移”。
等特务们冲进去的时候，早就人去楼空。
搞情报工作，就像在刀尖上跳舞，生与死往往就在毫厘之间。
谁能想到，掀翻这个潜伏小组的，既不是情报泄露，也不是特务的侦查，竟然是一根不起眼的真空管。
那是1940年春天，军统局因为泄密事件频发，戴笠正在气头上，和督察室主任刘培初密商，下令搞全员普审。
偏偏这时候，潜伏在电讯处的张蔚林出了岔子。
因为连续工作疲劳，他操作失误，烧坏了收发报机上的一根真空管。
本来这算个技术事故，顶多受点处分。
可那个监察科长肖茂如，平日里就跟张蔚林不对付，这下抓住了把柄，非说他是故意破坏，直接把人送到了稽查处关了禁闭。
张蔚林这一关，心里防线崩了。
他以为是自己的身份暴露了，军统这是在找借口收拾他。
人在极度恐慌下容易做傻事，他竟然从禁闭室里逃了出来，一路狂奔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去避难。
办事处的同志一看这情况，判断这纯属误会，让他赶紧回去检讨，找电讯处副处长董益三求求情，说不定还能把事儿圆过去。
可张蔚林前脚刚跑，戴笠那边的警觉性那是出了名的高，立刻派人把张蔚林的宿舍翻了个底朝天。
这一搜，天塌了。特务们不仅搜出了军统各地的电台配置图和密码本，还发现了一份张露萍亲笔写的笔记及“七人小组”名单。
这时候的张露萍在哪儿呢？
她完全不知道重庆发生了什么。
因为母亲病重，她向组织申请回成都省亲去了。
戴笠拿到名单，阴沉着脸生出一计。
他让人模仿张蔚林的口吻，给成都发了一封急电，“哥病重，速回”。
张露萍接到电报，心急如焚。
她哪里知道，这四个字就是一道催命符。
她匆匆赶回重庆，刚一露面，就被早已埋伏好的特务当场逮捕。
至此，包括杨洗、陈国柱在内的“牛角沱七人小组”全部被擒，这个被称为“军统电台案”的惊天大案，彻底爆发。
案子报到蒋介石那里，老蒋气得把桌子拍得震天响，指着戴笠的鼻子骂，“你说军统打入共产党如何厉害，实际上共产党插入我们的心脏，你都不知道呀！”
戴笠觉得这是奇耻大辱。
他怎么也想不通，这个才19岁的姑娘，怎么就有这么大能耐？
他不信邪，亲自提审张露萍。
审讯室里，皮鞭、老虎凳、辣椒水，能用的酷刑都用上了。
那根裹着钢丝的鞭子，抽在人身上，每一鞭下去都是皮开肉绽，甚至把皮肉一条条撕裂下来。
戴笠原本以为，一个娇滴滴的小姑娘，几鞭子下去就该哭爹喊娘地招供了。
可他失算了。张露萍咬紧了牙关，翻来覆去就只有一句话，我叫余慧琳，地主军阀余安民是我亲戚，别的什么都不知道。
戴笠甚至玩起了“欲擒故纵”的把戏，故意把张露萍放了，派特务在后面暗中跟踪，指望她去找党组织接头。
张露萍出了门，那是真沉得住气。
她路过曾家岩50号周公馆，那是中共南方局的驻地，她硬是连眼皮都没抬一下；在街上碰见自己的同志，她面无表情，装作完全不认识，直接擦肩而过。
这一招，彻底断了戴笠顺藤摸瓜的念想，也保住了南方局的安全。
最后，戴笠也没能从她嘴里撬出一个字，只能以“和重庆地下党有联络”的罪名，判处她死刑。
1941年3月，张露萍等7人被转押到贵州息烽集中营。
在狱中，她关在“义斋”女牢，同监的还有宋绮云的夫人徐林侠，以及那个后来在《红岩》里感动了无数人的“小萝卜头”宋振中。
对于这个年幼的孩子来说，张露萍就像是一个温暖的大姐姐，教他在黑暗中寻找光亮。
1945年7月14日，行刑的那天终于来了。
张露萍从容地穿上那件浅咖啡色的连衣裙，戴上那枚作为信物的红宝石戒指。
那是她短暂一生中，最后的体面。
“小萝卜头”抱着她的腿哭喊，“张阿姨，你不要走！”
张露萍弯下腰，轻轻吻了吻孩子的额头，转身走出了牢房。
在那片弥漫着大雾的快活岭，枪声终结了这一切。
倒地的那一刻，张露萍做了一个极其隐蔽的动作——她将戴着戒指的手，用力压在了自己的脑后。
直到上世纪80年代，相关部门在清理烈士遗骨时，这枚红宝石戒指才重见天日。
它静静地躺在白骨之下，虽然光泽已不如往昔，但那抹红色，却像极了那个18岁少女为了信仰燃烧尽的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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