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腊月二十八，北京进入最寒的几天。总参办公楼里，六十六岁的王树声合上公文夹，突然想起远在东北前线值班的幺女“四毛”——王季迟。电话打过去，女儿说：“连里忙，批不了假。”他只轻轻嗯了一声，挂断电话就出门。秘书以为他去开会，谁知这位身材已经微驼的大将竟拎着一只旧皮箱，径自赶往火车站。
抵达部队营门已是深夜，哨兵不认识这位头发花白的老人。“探亲请先登记。”门岗递来一张表。王树声点头，靠墙站好，在寒风里抖着手，一笔一画写下姓名、单位、来意。隔着窗亮光，门卫看见“王树声”三个字时，愣了愣，又瞄了眼肩膀上那件洗得发白的大衣，没认出来。轮到他时，前面排队的新兵还在掏家信，他只是静静等待。等审批单盖完章，已经过去半个多小时。
“爸？您怎么来了？”王季迟赶到门口，看见父亲冻得脸色发青，鼻尖冒着白气，眼眶一下就红了。她冲过去，差点失声。王树声摆摆手：“部队有纪律，等一会儿不要紧。”简单一句话，门岗才醒悟，连声致歉。对话不过几句，却把父女的秩序与规矩刻得分明。
当年在枪林弹雨里打下江山的王树声，对规矩二字极敏感。时间往前推，1927年，湖北麻城，“黄麻起义”硝烟正浓。红枪会万余人逼城，他端起步枪，一枪击倒对面“师爷”，霎那间敌人心胆俱裂。三年后，他随红四方面军主力长征；抗战时期又转战八路军129师。战功累累，却始终是营里出了名的“老光棍”。直到1942年，经老战友唐明春牵线，他才在延安医院遇见那位爽朗干练的女军医杨炬。
第一次见面，他脱口而出：“杨医生，我很欣赏你。”这话把杨炬吓得脸红耳赤，转身进屋关门。追求之路硬生生拉长到两年。战友们看急了，1944年秋，贺龙、徐向前干脆牵头张罗婚事，一顶泛白的军毯铺成喜床，战地婚礼就在窑洞里办成。第二年日本投降，夫妻俩又随部队转战，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王树声四十四岁，才拥抱到真正的和平岁月。
和平并未改变他的行事风格。1955年授衔大将，同年出任总军械部部长，上级决定给他配专车配别墅。他只留下一句：“公车办公用，家人不得坐。”生活车、独门小院统统婉拒。部长家竟无私家电话，孩子买布还得排队领票。院子里那几块自留地，是他逼着四个孩子自己翻地、锄草、种菜的练兵场。王季迟常拿不动锄头，被父亲冷眼一瞥，只得咬牙继续。有人窃窃私语：“大将也是普通老百姓。”他听见了，却不置一词。
儿女们被按部队标准养大。1969年，王树声卸任，搬回早年的平房。单薄的砖墙、稀疏的柏树，抵挡不住北风，屋里寒气扑面。他却觉得好，“住惯了，行。”想给他换宅子？三次选址三次谢绝，因不忍别人为自己让院搬迁。秘书无奈，工人只得修补屋顶，王大将依旧守着旧宅，一住十八年。
子女成年后纷纷参军。1970年，三子王建初到北海舰队，不久叫苦头痛。电话里，他求父亲批假就医。“小毛病，锻炼锻炼。”王树声严肃回应。结果两年拖成顽疾，留下终身隐患。为此他自责多年，却仍坚持“教子如治军”。
最大的噩耗来自长子。1947年在山东临沂偏村呱呱坠地的王鲁光，是他最看重的希望。小伙子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分到空军研究单位，正筹备婚礼。1972年12月26日，就在毛主席生日这天，他在厂门口被卡车撞成高位截瘫。肇事司机自责得几天滴米未进。王树声嘱咐车队：“劝他吃饭，意外谁都不想发生。”心底却翻江倒海。这年他也被确诊食道癌，病房与儿子隔着一层楼。晚上，他拖着病体让警卫推着去看儿子，“别哭，挺住，将来替我干点事。”声音发涩，却句句有力。
1974年1月7日，凌晨四点，王树声握着妻子的手，长长呼了最后一口气，终年六十九岁。当天清晨，王鲁光用双臂撑着轮椅，艰难划向父亲病房，门口守卫轻声说：“老首长走了。”没有呼天抢地，只有沉默的军礼。
多年后，王季迟回看1971年那个寒夜，仍止不住哽咽。父亲用亲身示范教他们什么叫纪律、什么叫节俭、什么叫担当。王鲁光始终穿着那条褪色的空军蓝裤子，奔走于残疾人协会；王季迟在医院里守护病患，空闲时帮哥哥筹款办展。兄妹俩把父亲的照片摆在案头，没有豪言，只有一句约定：“不给老爷子丢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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