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深秋的一个拂晓，香港皇后大道中雾气未散，一家叫“柯记”的烟丝铺悄悄开门。掌柜柯正平披着长衫，先往门口挂了块“今有新货”的小牌，再反手把一摞报纸藏进后院。看似生意人忙碌的日常，其实他正在为组织转运通信器材。谁也没想到，这位年仅十八岁的广东小伙，已经是岭南地下党重要联络员。
柯正平出生于1911年陆丰县商户人家，兄长柯麟比他年长十岁。家中原有大染坊，日子宽绰，可两位早夭的长兄让父母对剩下的孩子格外珍惜。少年时期，正平性格跳脱却勤恳好学，祖父送他进私塾，希望他将来继承家业。却不料，1923年一册《共产党宣言》闯进了他的世界，他的志向从“当好商人”转向“救国改造”。
背井离乡之前，正平悄悄在日记里写下两句马克思的语录，又将它们撕碎烧掉——对外他仍是勤勉的少掌柜。四年后，他以“到香港开店”为由离家，从此身份一分为二：白天是生意人，深夜则成了秘密交通员。为了掩护同志，他把仓库隔成暗室，络绎不绝的“购烟客”里，很多人其实是带着电台和经费来去无踪的战士。
相比之下，他的哥哥柯麟的行踪更为扑朔。家里只知道他在外行医，对时局却始终沉默。事实上，早在1921年，这位广东公医大学毕业生就随彭湃踏上革命道路。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后，他被周恩来吸收进中央特科，代号“10”。在上海，他开设“达生诊所”掩护会议；夜幕降临，楼上是紧张的情报研判，楼下他披白褂给病人把脉，外人只当这是位医德高尚的好先生。
1928年，特科遭白鑫出卖，组织蒙受重创。柯麟却意外被白鑫召去看病。那场看诊，他稳住情绪，套出了对方藏身“霞飞路范公馆”的口风。几天后，埋伏的狙击手一枪了结“东方第一叛徒”。功成之后，柯麟被秘密调往香港，再转澳门，身份依旧是医生。此时的弟弟恰巧也把生意移到澳门，兄弟同城，却各怀机密，相互试探成了常态。
有一次，柯正平故作随意地问：“阿哥，这些年你怎还念念不忘看病救人？”柯麟淡淡一笑：“救人也好，救国也好，总得有人去做。”短短一句话，两人心照不宣，又都守口如瓶。
1937年卢沟桥炮声响起，香港与澳门成了特殊的交通节点。正平依托南光公司源源不断向延安运送药材和无线电元件；柯麟则利用镜湖医院的名义，掩护叶挺、夏衍等八百余人脱离日寇搜捕。兄弟两条战线，一文一医，却殊途同归。
抗战胜利后，葡萄牙当局仍固守殖民旧思维，不许华人医生独立手术。柯麟联络数百名医师与市民上街请愿，迫使总督府让步，镜湖医院自此成为澳门华人医疗核心，也成了地下交通总站。正平借机在商界推行“国货运动”，公开募捐支援解放区，把澳门商贾的银元一箱箱送往华南前线。
1949年10月1日，北京传来礼炮声。澳门街头却布满葡警。任何庆祝新中国的举动都可能招来逮捕。可是清晨，镜湖医院的天台迎风升起一面崭新的五星红旗；同一时刻，南光公司门口也挂出了同样的红旗。两面旗帜在异国租界的天空映出耀眼的红色。警笛声骤起，巡逻队冲向这两处，却意外发现——挂旗的人竟是一对兄弟。
被带到警署的路上，柯麟轻声说：“原来你也在组织里。”正平愣了一秒，继而低笑：“早该想到，家里最会忍耐的人，怎会只想做个普通大夫？”对话极短，却解开了长达二十年的谜团。葡方顾忌新中国的立场，加之澳门商界与医界齐声抗议，拘捕行动草草收场，兄弟俩平安归家。
1951年春，中央邀请柯麟回广州主持中山大学附属医院。他离开澳门时，只带走一只旧医药箱。柯正平仍留在商埠，继续为祖国与澳门之间的经济往来奔忙。上世纪七十年代，他已是屈指可数的“红色商人”之一，经常劝同行“赚钱可以，但别忘了这是谁的江山”。1999年，澳门回归那夜，南光公司大楼灯火通明，人们才想起这位耄耋老者当年的预言。
柯麟逝于1991年，享年九十一岁；十四年后，柯正平黯然长眠。他们不曾共同披挂上阵，却以各自擅长的医术与经商，搭起了地下抗争的双桥。对家国忠诚，对亲人守口如瓶，是那个年代无声的约定。兄弟二人的籍籍无名，恰恰是他们真正的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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