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冬，南京下了冷雨。李赤然收到一纸命令，被免去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职务。时间卡得很准，正是全军院校院系大调整的节点。55岁的他原本身体尚可，可帽子扣得过急，“继续工作”四个字瞬间就变得奢侈。他提出回陕西休养，理由简单——老家空气好，同志多，心也静。批示很快落下：同意。
李赤然并非无名之辈。1933年参加红军，长征一路从川北到陕北；1949年组建空军时，他从步兵转飞行部队，几十架缴获的P-51和I-16是他和战友们拆东补西拼出来的。1952年任志愿军空军副司令，行政副军级。按当时的资历，再干十年升正军并不难。可形势一变，资历瞬间失了分量。
1970年5月，带着妻子和三个孩子，他坐上从南京开往西安的绿皮车。车厢里闷热，他手握车票，车票上写着“病退”。“病”字多写了一钩，像被人故意加粗。到了西安，招待所的房门并不紧闭，却透出一股子冷清。兰空后勤处只给了他一张证明和30元月生活费，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
这30元不好花。计划经济年代，油票、布票、肉票才是真硬通货。没有票，钱顶多换来几根萝卜。副军级理论上该领260元上下，还有专项补贴；可文件里却将他划进“特殊照顾对象”，待遇一刀砍去八成。办手续的干事抬眼瞅他一眼，埋头写字，不说多余的话。那种“不冷不热”，冷得让人心口发麻。
窘迫由此开始。家里原先有点积蓄，全拿来付了搬家车费和三个月房租，余粮见底。妻子带着孩子排长队买菜，常常轮不到就收摊。夜里烧水，他蹲在小煤炉前清点焦炭票，指头被炉火烤得通红也不肯离开，因为再添一块煤就要少吃一两粮。
好在陕西是老根据地。延安时期一起打过仗的老战友 scattered 在省军区、省革委和兵团农场。一传十、十传百，消息扩散。某天清晨，院子外响起三轮车“吱呀”声，几袋高粱面和一小桶菜籽油被悄悄卸下。“老李，日子先凑合着过。”送货的是他当年在三原作战的警卫员，如今已是地委秘书。李赤然嘴唇哆嗦，半天没挤出一句话。
肉票最难解决。市面上每人每月只有半斤定额。几位老团长出面，兵站隔三岔五让炊事班给他家匀点猪骨头，再偷偷塞进几张皱巴巴的票，算作“病号加餐”。这种人情债，比公文条令来得沉重。他把票仔细码进小铁盒，生怕妻子一时弄丢。
与困难生活相比，更折磨人的其实是悬而未决的身份。身体明明能干活，却被按上“休养”标签；想回部队，无门；想搞科研，没人敢用。他常在旧式竹椅上坐到深夜，身前摊着厚厚的《航空动力原理》，一页也看不进去。
事情的转机出现在1975年。中央重新清理“压下人员”名册，老空军出身的干部开始分批落实政策。兰空领导派人到他家走访，连称“工作需要老同志贡献经验”。慰问品里不仅有肉票、煤票，还有一叠厚厚的补发工资。彼时物价虽低，这些票证加起来，已足够一家过得宽裕。
与此同时，他被邀请到西安某航空院校做顾问。第一堂课，他穿着洗得发白的旧军装站上讲台，把解放南京、护航万隆会议、夜袭汉城的案例一气讲了四小时，嗓音嘶哑，也没人肯离席。年轻学员眼睛发亮，场子里连窗外白杨叶的沙沙声都能听见。
1978年春，部队调整高层编制。军委批准他恢复副兵团级，补发职务工资。文件送到家里时，他正在院子里锄草。翻看红头文件，他只是淡淡点头，把铁锹往墙边一靠，擦擦汗，没再多说话。老伴后来说，那一刻他眼眶红了，可转身又去帮邻居修门锁。
1982年，全国离休制度正式确立。根据“高一格”原则，他被定为正兵团级离休。西安军民在八路军办事处遗址为他举行小型欢送会，参礼者多是当年陕甘宁老部队的战友。有人问他此生最大收获是什么，他想了想，说：“打过仗，飞过机，也蹲过冷板凳。总归没欠国家。”
那一年，他终于能不为肉票发愁。机关补发的医疗费和副食品补贴送到家里，孩子们已各自成家立业。曾经那口小煤炉，现在只在冬至点火一次，算作念旧。
回顾李赤然从骤降到回升的十二年，有几点细节很能说明当时的环境。其一，制度真空期里的干部命运，往往系于“一纸命令”，升降如同云雨。其二，计划经济时代的补贴票证，与其说是福利，不如说是“生存通行证”，没有就寸步难行。其三，人情网在关键时刻能顶上制度缺位，老战友情在灾荒般的日子里显现出救命价值。最后，国家体制的逐步完善，把个人命运重新拉回正轨，折射出大局的回稳和补偿机制的成型。
李赤然终身居陕，直至2005年病逝，享年90岁。追悼会上，党旗覆盖灵柩，空军礼兵列队。有人低声念出他当年写下的座右铭——“飞机可以降落，志气不可迫降。”这八个字，在场者默然，无需添加一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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