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南京军区空军迎来了一位新当家人。
一纸任命书下来，李中权成了南空政委，正兵团职。
掐指一算，老将军这年都六十四了。
搁别人身上，这岁数早就收拾东西准备回家抱孙子颐养天年了，可对他而言，这事儿太不一般。
隔了整整二十七个年头，他总算又坐回了正印“一把手”的交椅。
为了等这个名正言顺的日子，他是在黑影里熬过来的，更是当了半辈子的“救火队员”。
咱们把日历往前翻，这一翻就得翻到1952年。
那会儿“三反”运动搞得正凶。
李中权当时还在空3军当政委，手里握着实权，是部队里响当当的拍板人。
可风暴一来，谁也躲不开，他也跟着吃了挂落，背了个处分。
这下子，怎么安置他成了难题。
上头也是犯难：直接撤了？
太可惜。
原职留用？
不合适。
最后折中了一下：降职用，把权力收一收。
于是，调令来了：去华北军区空军当参谋长。
表面看，还是正军职，级别没动。
但这里面的门道可深了。
政委是能最后签字画押的主官，参谋长那是出主意干活的幕僚。
这一手算盘打得精：既用了他的本事，又把那个核心决策权给收走了。
后遗症立马就显出来了。
后来评级，按说他那资历，正军级是板上钉钉，努努力还能冲个准兵团。
结果呢？
因为那个处分，硬是给定了个副军级。
等到五五年授衔，这笔旧账还在发威。
论战功，大伙儿都觉得肩膀上该挂两颗星，结果落下来的是一颗星。
从中将变成了少将，从主官变成了参谋长，这一步没跟上，后来二十多年都没翻过身来。
你要觉得老李这就趴下了，那可就看走眼了。
接下来的事儿特别有意思：上头一边防着他，一边又离不开他。
这就搞出了个十几年的“临时工”怪圈。
华北军区改成北京军区后，他当了北空副司令兼参谋长。
名头是副兵团职，可还是个“副”字当头。
实际上呢？
北空这摊子事，多半是他在操持。
五六十年代，北空领导层老换人。
司令调走了，政委病倒了。
这么大个摊子谁来管？
这一圈看下来，还得是李中权。
没招，让他以第一副司令的身份代理书记，全面抓工作。
听听，是“全面抓”。
干活时拿你当一把手使唤，给名分时你还是副手。
这日子过了挺久，等政委病好了，老李二话不说，交权退后，老老实实抓训练。
等到1963年，司令罗元发又住院了，还是那老一套：李中权，你上。
这一代，又是整整三年，一直干到1966年。
其实这里头挺矛盾。
空军当家人刘亚楼心里有数，好几次表扬他，还想把当年的处分给撤了。
连黄克诚大将都说，那板子打重了。
既然领导认可，本事也够，咋就扶不正呢？
六十年代中期，本来有个机会。
济南军区空军缺个司令，会上有人提议让李中权去顶。
论资历、论本事、论在北空的表现，这事儿本该顺理成章。
眼看要成，半路杀出个程咬金。
有人冷冰冰扔出一句：“这人危险。”
就这四个字，把所有的汗水都给否定了。
为啥？
还是揪着五二年那点旧账不放。
虽说大领导们觉得没事，但在那个讲究“纯洁”的年头，这点瑕疵成了对手手里的把柄。
事儿黄了，老李继续当他的万年副手。
人家也没闹腾，没成就在这儿接着干，在别人的影子里继续挑大梁。
后来的日子更不好过，那顶“帽子”变成了砸身上的石头，遭了不少罪。
一直熬到1975年，空军副政委高厚良过问了这事儿，总政那边重新过了遍筛子，发了话：撤销当年的处分。
这迟到了二十三年的公道，总算是把挡在他仕途上的那堵墙给推倒了。
这年他回了老单位北空，还是副司令，但味道已经变了。
四年后，也就是1979年，开头那一幕上演了。
他南下金陵，当上了南空政委。
从正军到副兵团，再到正兵团，这一步，他走了足足二十七年。
在南空干了四年，1983年赶上干部年轻化，老李主动退了下来。
按规矩，老干部离休待遇提一级，这位奋斗了一辈子的老将军，最后享受大军区副职待遇离休。
回头瞅瞅老李这辈子，全是“错位”。
本事是大区级的，官衔是军级的；干着当家人的活，戴着副手的帽；本来能扛中将牌子，最后挂的是少将衔。
这都要归结到五二年那次风波。
但这二十多年的“备胎”生涯，他硬是用行动证明了一件事：有名分要干，没名分给任务更要干。
要是没他这个“超级替补”顶着，那几次关键时刻早就乱套了。
刘亚楼用他，是图他好使；别人整他，是嫌他有缝。
两边一较劲，把他夹中间难受了二十多年。
好在，这一页翻过去了。
1979年的调令虽然晚了点，但也说明个道理：老天爷的账本，有时候算得慢，但早晚得算明白。
那个正兵团职和大区副职待遇，是对他那段忍辱负重日子的最好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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