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2月的一个湿冷夜晚，香港湾仔。报贩把当日《华侨日报》塞进一位中年军人手里，昏黄路灯下，“台湾是中国领土”八个黑字格外醒目，卫立煌的眉峰随之紧锁。
他已在港蛰居六年，门窗常年蒙着厚棉布，敲门先问暗号，连买酱油都得绕三条街。杨杰被暗杀的噩耗依旧在耳边回荡，气氛像积雨云压在头顶，令人透不过气。
报纸里还夹着特务撰写的污蔑文章，说傅作义、张治中“被胁迫”支持大陆声明。卫立煌把烟头摁灭，突然拍桌：“我也要公开表态！谁敢说我受人指使，尽管来问！”一句带火药味的话，就这样飘进了港岛的夜风。
两周后，这句话辗转传到中南海。周恩来轻轻转动钢笔，抬头对身边工作人员说：“立即联系统战部，卫立煌要安全到北京。”语气平静，却不容置疑。
消息飞抵港岛时，卫立煌正回忆十七年前的延安之行。那时他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夜谈到凌晨两点。毛泽东把《论持久战》草稿递给他，“多提意见”。书卷里的硝烟味让他惊讶，也让他意识到自己与蒋介石终究不是一路人。
时间倒回1938年，对日作战正吃紧。卫立煌在五寨前线目睹八路军战地服务团仅用几首歌就稳住溃兵，他忍不住感叹“这支队伍有魂”。回到西安，他仿照办起战地文化队，还悄悄送去百万发子弹。此事很快钻进蒋介石的情报袋。
从此，赏与罚像秋后风向一样摇摆。被革职、被启用、再革职、再召回——西安行营主任、远征军司令、东北“剿总”总司令的头衔不断易手，却从未带来信任。辽沈兵败后，他被押回南京，一身戎装换成长衫，门前多了岗哨。
1949年1月，蒋介石“引退”，李宗仁松了口气，替卫立煌解了禁。顾祝同来劝他去台湾，他抚须沉默半晌，只说：“与其再给老蒋当陪葬，不如另寻活路。”于是刮掉多年的花白胡须，化名“韦天保”，领着家小潜入香港。
香港的日子乍看宁静，实则暗流汹涌。一次深夜，有人轻敲院门，警惕的卫夫人先在猫眼里确认半天才敢开锁。柴生春事后说：“将军连续失眠，一夜抽光两包烟。”长期恐惧，让他明白自己迟早要做选择。
抗美援朝结束，《共同防御条约》把台北紧紧拴在华盛顿战车上。卫立煌读完新华电讯的分号电，低声嘟囔：“这下彻底回不去旧营盘了。”然而大势已明，他不想做时代夹缝里的幽灵。
4月初，英国当局批准他“探亲”离港。他与周恩来约定：只带夫人，不惊动他人。破旧手提箱里塞着两件军装、一把用到缺齿的旧剃刀以及那本卷边的《论持久战》。港口的海风吹乱了发梢，他没有回头。
火车在柳州、衡阳、株洲一路向北。长沙车站短暂停留，站台上不知是谁喊了一声：“卫将军，好样的——”声音很快被汽笛吞没，却让他眼眶发热。
1955年4月6日清晨，北京站。周恩来并未出面，只派人递来一句话：“家里热水备好了。”卫立煌走下车，灰呢大衣被春风掀起，尘土落地。列车缓缓远去，他的影子定格在站台，四周的喧哗声忽然变得亲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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