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我所说的金融资本全球化，你称之为新殖民主义的全球化，在这一全球化解体的最后阶段，为何是战争作为结局？
卢麒元：1945年之后，以布雷顿森林体系形成为标志，一直持续至今的历史阶段，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新殖民主义阶段——它不再是杀人占地或留人占地，而是通过资本完成殖民，其核心在于以资本完成对资源的掌控并获取资本利得。
在新殖民主义的扩张进程中，美元资本通过马歇尔计划迅速推向全球，展开了资本殖民的历史进程。社会主义阵营曾一度暂时性幸免于此进程之外，但这一时间并不长久，部分社会主义国家在资本化过程中因资本稀缺而遭遇障碍，从而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逐步被不同程度地纳入到资本殖民的影响之下。这一现象在苏联、东欧国家以及中国的改革过程中表现得比较充分和明确。
我国曾面临严重的资本稀缺问题，国家资本严重不足。
温铁军：没错，在工业化的客观进程中，必然需要资本不断增密。
卢麒元：如何解决资本稀缺的问题？中国较为幸运地把握了两个关键点：一是将生产要素迅速资本化，其中最主要的要素是土地。若不能实现生产要素的资本化，工业化与现代化便难以推进。我们通过推动土地要素的资本化进程，形成了庞大的社会资本，推动了资本的再生与积累过程。尽管其中也存在诸多问题，以房地产为代表的地租问题较为突出。
温铁军：我们通过地租方式实现了土地资源的资本化，当然，这一过程中也形成了部分群体超量占有资本化收益的局面。
卢麒元：在改革初期，我们在处理土地要素时，并未采取前苏联那般极端的方法。苏联对生产要素的资本化过程过于激进，快速推进了资源、资产的私有化、市场化和资本化，并放开物价；而我国则仅逐步放开物价，前“三化”暂未彻底推进。表面上我国进展缓慢、苏联更为彻底，但实际上这延缓了美元资本涌入，资本化我们资源和资产的进程。
温铁军：中国的改革并非一步到位。苏联有“沙塔林计划”，力图在500天内完成改革；而我国则经历了多年渐进过程，形成了数以千万计的适应市场的微观主体。
这些主体的经济活动本就存在于市场之中，之后直至1988年，我们才推进以放开市场为核心的改革。到90年代，进一步对原有国有企业实施“抓大放小”，逐步深化市场化。这是一个起伏演进的历程，因此未出现如苏联那般过于激进、短时间完成的一步到位式改革，也未将所有措施一齐捆绑推出。
如果说前苏联带领的东欧社会主义阵营曾是1945年金融资本全球化或称新殖民主义全球化进程中幸免于难的部分，那么我国则是在苏联及东欧全面解体的过程中，幸免于难的个案。
卢麒元：是的，因为中国从1971年至1991年经历了长达二十年的过程。
观察资本流转的过程、理解资本殖民的整体逻辑，结合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大致历史脉络，就能推导出你今天的立论：即新殖民主义或金融资本全球化发展到了特定节点时，用资本方式已无法解决问题，只能依靠战争来形成新的格局，实现新的结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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