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三日夜，八一大楼张灯结彩。刚授完衔的陈士榘提着军帽低头快步下楼，耳边忽听一声熟悉的笑：“老陈，恭喜啊！”他猛地回身，看到谭甫仁正伸手相迎。这一握手，让二十七年前赣南新城的硝烟仿佛又扑面而来。
一九二八年，新城战斗打得天昏地暗。攻城之后，陈士榘在俘虏堆里察觉一个擅唱《国际歌》的年轻伙计，便是谭甫仁。细问之下，才知对方早已入党，因失散不得已穿上了国军号衣。那次邂逅，两人从此结下了同袍情。
红军时期，陈士榘主练军校、搞侦察，枪声中写电文；谭甫仁则拉响小喇叭，做政工，夜里对着油灯写标语。中央苏区反“围剿”时，他们各在一线，见面寥寥，却互通简短情报。到了长征后，两条战线再度分岔：陈转战华东，谭去了东北。
一九四九年，淮海平定、江南烟消。外界只记住“华野参谋长陈士榘”指挥若定，却少人知道，他常被临危授命率纵队独立作战：开封、洛阳、双堆集，处处有他的布阵手笔。那时候，他已经展现出精细、果断、较真的性格，而这种性格日后也带来了不小的摩擦。
建国伊始，军委忙着给各兵种搭班子。陈士榘短暂出任军政大学教育长、南京军院副教育长，一身谋略却被成堆教材束缚。直到一九五二年，命令突然下发：调任工程兵司令员。那年他仅四十六岁，炮弹硝烟刚散，就要拿起图纸测量地桩，他说：“打仗要赢，挖洞也要赢。”
工程兵初创时期，负责修机场、掘坑道、建导弹阵地，号称“把钢铁埋到地下”。从西北戈壁到大别山深处，陈士榘带队测绘、布工，不到十年，地下长城初具雏形，两弹试验场也在荒凉戈壁竖起。二十三年里，他没离开过这根指挥席位，成了除萧劲光之外最“长寿”的兵种司令。
然而军中素有“主官唱主角、政委打锣鼓”之说，实际磨合并不轻松。先后同他搭档的黄志勇、李真都抱怨他“主意太硬”“凡事亲抓”。会议上，陈士榘常拿着图纸据理力争，政委一句“注意政治影响”，便被他顶回来：“先把活干成！”双方闹得颇僵，文件反复修改，甚至传出“不好相处”的评语。
有意思的是，外界都以为他脾气倔得很，唯独对谭甫仁例外。一九六五年春，谭奉调入京接替黄志勇，出任工程兵政委。久别重逢，两人说起当年赤水河畔的苦战，默契迅速回炉。陈主抓技术、进度，谭守住政工、后勤，决议往往几句便成。干部们私下议论：这对老战友像两把卡口咬合，干起活来滴水不漏。
他们合作的三年，工程兵在若尔盖高原、渤海湾口相继展开大型地下工程。一次高原爆破前，气象数据突变，机关意见分歧。会场里，陈士榘只简短一句：“爆破推迟六小时。”谭甫仁紧接一句：“后勤、宣传同步顺延，不许乱。”众人点头，矛盾瞬间化解。这种配合让基层士兵拍案叫绝。
一九六八年仲夏，中央两纸调令降落。谭甫仁赴昆明军区任第一政委。云南局势正胶着：阎红彦牺牲，秦基伟在京受审查，军区几近群龙无首。命令来得急，陈士榘握着老友的手，罕见沉默半晌，只说了句：“到那边，稳住先。”谭甫仁笑道：“放心，我这点分量够压住场子。”
昆明军区的两年，是谭甫仁漫长从军史上最惊心的段落。边疆武装冲突、内部派争、道路阻断，他日夜奔忙，既维稳又备战。可惜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七日夜里，谭甫仁在昆明遭刺，伤重不治。噩耗飞抵北京，陈士榘放下电话，手上那支钢笔断成两截，办公室里的参谋不敢作声。
悲痛无法停驻工作。工程兵此时正攻克最后一批地下试验井的技术难关。陈士榘几乎把自己塞进蓝图里，把情绪转成督战的火力。两年后，西北大漠升起的那团蘑菇云，为工程兵二十万将士的汗水作证，也算给兄弟的在天之灵交了一份答卷。
进入七十年代末，他年过七旬，一身旧军服却依旧挺括。有人问：为何当年与多数政委磨合不易？他只笑：“各有分工，要求不同罢了。谭甫仁懂我，我也信他，事情就快。”简短一句，像指挥所里的一道口令，把复杂关系精炼成建军哲学——信任得来不易，失之则事难成。
一九七五年，陈士榘卸任工程兵司令。此后多年，老兵种迎来了机械化、导弹旅、电磁对抗等全新门类，那都是后来者的舞台。但凡有人翻阅早年的蓝图，纸页上密密麻麻的批注、圈点，仍能看到他留下的笔迹。夯实基础，才有腾跃，这种工程思维，恰是那位嘴硬心细的司令员留给部队最结实的“暗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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