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在干活，而且干得挺猛。
五代十国这七十多年，说白了就是唐朝散了架以后，没人能立刻把螺丝拧回去，大家就各自找块板子，钉钉补补先用着。朱温907年把唐朝皇帝拉下马，自己坐上龙椅，可这龙椅底下全是木屑和断钉——他靠的是宣武军，不是法统，更不是人心。后来李存勖灭梁、石敬瑭借契丹兵灭唐、刘知远趁乱建汉、郭威黄旗裹身逼宫、赵匡胤陈桥兵变……五次换老板，没一次是和平交接，全是枪杆子说话。他们嘴上还喊着“继承大唐”，可连年号都改得勤快，真当自己是正主儿呢？其实不过是在原来藩镇的壳子里，套了个“中央”的名号罢了。
中原那地方，看着是“正统”所在，实际早被掏空了。后梁管不到山西，后唐压不住两川，后晋连燕云十六州都送给了契丹，从此北方大门敞开。契丹骑兵南下，像进自家粮仓一样熟门熟路。北汉躲在太原，靠契丹接济硬扛了28年，就为了证明：你中原那五个“朝”，根本没资格代表全中国。南方就不同了。吴越修海塘、引淡水、通海运，钱镠临死还叮嘱儿子“善事中国”，不是怕谁，是知道守好这片地比抢虚名实在。南唐搞科举、印佛经、养画家，李煜写词写得再愁，他爹李昪早把官制理得比中原还细。前蜀在成都雕版印《大藏经》，那是全世界最早系统性大规模印刷工程之一。这些事，没人拿刀逼他们干，是真有需求、有人手、有银子、有秩序。
人也变了。唐朝那些姓王、姓崔、姓李的大族，白马驿一杀，三十余个清流官员被扔进黄河，门阀政治就真死了。之后上位的，郭威是穷苦兵户出身，赵普是县衙小吏，冯道当过五朝宰相八任官，自称“长乐老”，不忠某一姓，只认饭碗和道理。沙陀人李克用、石敬瑭、刘知远，把中原政权当自家营盘轮流坐；和尚、道士、账房先生、降将旧部，全挤进中枢。士人不再非得会写骈文才能当官，会算账、懂军需、能管粮运，一样升迁。这不是堕落，是门槛塌了，路宽了。
制度也在悄悄长骨头。后周柴荣干了几件实在事：查田亩、减杂税、裁僧尼、练禁军。他把原来各节度使私养的兵，慢慢收编成殿前司和侍卫司的职业军，军官开始轮换，兵不识将、将不专兵的苗头已经出现。财政上，不再靠临时摊派，而是按地征粮、定点调运。这些不是他拍脑袋想的，是打仗打出来的经验。赵匡胤接手时，禁军听指挥、粮草有储备、文书有格式、州县有账本——他不是凭一顿酒就夺了天下，他是拎着半成品，顺手装上了最后一颗螺丝。
979年，宋军围太原，北汉皇帝刘继元出降。城头旗换的那一秒，并没有惊天动地，连守城老兵都松了口气。七十二年里，中原换了五个招牌，南方九个政权来来去去，最后全并进一个账本、一套税册、一份兵籍。不是谁赢在道德上，是这套运行逻辑，终于跑通了：兵要归中央管，钱要靠实田收，官得凭实务升，地得靠水利养。
雕版印的《金刚经》还在敦煌洞里躺着，荆浩画的《匡庐图》绢色发暗，李煜写的“一江春水”早被抄了千遍。这些都不是乱世的边角料，它们是人活下来的证据。吴越纳土那年，钱俶把户籍册子整整齐齐交出去，没哭也没喊，因为册子上写的不是土地，是人头、是塘坝、是商路、是学堂——这些玩意儿，比龙椅扎实多了。
北宋不是突然蹦出来的，它是五代十国七十二年里，无数人低头记账、修渠、刻板、练兵、改税制，一点一点攒出来的结果。
没人写史书时爱提这个，因为不热闹。可事实就是，乱世里最忙的，是管粮仓的、修堤坝的、刻字的、发榜的、清田的。
他们没穿龙袍，也没立碑。
但活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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