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客观上来说，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其实仅仅只在抗战初期和后期取得了较多的进展，抗日战争漫长的中期，中日其实始终处于一种僵持阶段。
这种僵持阶段对于日军而言，无疑是十分致命的，正是这种僵持最终耗干了日本的国力，让日本这个“穷鬼帝国主义”彻底陷落扩张循环，最终在太平洋战场上毁灭了自己。
而导致这一切的一大关键因素，便在于中国军队打破了日军的“速胜计划”，而打破“速胜”的具体时间节点，便是1938年的万家岭大捷。
万家岭战役
万家岭大捷，平型关大捷和台儿庄大捷，一直以来都被并称为抗日战争初期的三大捷，虽然三场战役的规模差距很大，但是都极大的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斗志。
万家岭战役实际上是南浔战役的一部分，只有了解南浔战役才能明白这场大捷到底从何而来，且万家岭大捷也并非“妙计得胜”，其实这场胜利是具备相当必然性的，我们再次不做赘述。
1938年8月8日，绰号“老虎仔”的薛岳接替了自己的老上司张发奎就任第九战区第一兵团总司令，负责全权指挥南浔战役。
在薛岳接手战局后，因为九江沦陷而导致的混乱和颓势也得到了相应的改观，而另一边的日军在占领九江之后，冈村宁次指挥的第十一军就从庐山南北两侧向德安方向进攻，企图沿南浔铁路南下，寻找拿下南昌的机会。
日军的主攻方向明明是武汉，为什么要分兵去打南昌呢？
其实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沿着长江进攻其实就是传统的长蛇阵，而不是在平原上的兵团平推式作战，这种进攻阵型就必须占领长江两岸，以保护自己的侧翼。
只有这样，主力部队才能放心大胆的向前进攻，否则中国军队一旦从两岸反击，打到长江边拦腰截断日军的运输线，前面的大部队就完蛋了。
而日军的战线拉的越长，需要保护的侧翼也就越多，消耗的兵力则越大。
安徽到武汉之间，两岸多为山地，湖泊，其实不利于大兵团展开，中国军队缺乏海空军的掩护，难以集中力量突破日军在长江两岸的布防。
所以说对日本陆军威胁最大的，其实就是有铁路和公路连接的九江，南昌机场每天起飞的中国空军战机也让日本海军颇为头疼。
因此，冈村宁次的第十一军必须以攻为守，毫不停歇的向南昌方向攻击，坚守九江只能被动挨打。
但是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是，冈村宁次手中仅有三个半师团，大约六万人，而薛岳手里的第一兵团却有16万人。
九江战役前期，国军一触即溃，甚至能打出7:1的战损比，日军可谓势如破竹，仅仅一个月便占领了九江，可是薛岳上任后，国军风气有了很大的改变。
薛岳利用庐山和日军打阻击，最终将战役变成了持久战，而这一持久，日军从8月初打到9月底，两个月都没能完成南北两路的会合，还损失了两万人。
到了9月底，沿南浔线向马回岭进攻的日军106师团，能够投入战斗的部队竟然仅剩1.2万人，仅为日军满编师团的一半。
另一边的101师团，实际上也被打残了，瑞昌方向的27师团也遭到了顽强阻击，而薛岳手上还有10多万人，这一仗到这里就已经没法打了。
106师团既然无法沿着南浔线南下，就只能硬着头皮向武宁方向试探，结果却被中国军队合围，具体过程我们不做赘述，只说结果。
战役从9月30日打响，10月2日起国军开始合围，6日106师团便损失过半，已经有了被全歼的可能。
日军加大空中支援，并且紧急抽调三个部队来增援，但是却遭到薛岳部顽强阻击。
10月10日，被歼灭了近万人的106师团，仅有残部约1500人冲出了包围圈，11月战斗基本结束，这便是万家岭战役。
万家岭战役的意义
可以说万家岭战役是彻底打碎了日军“速胜”的可能性，虽然后续的武汉会战最终也未能守住武汉，可是却也极大的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
在武汉会战之后，日军深感兵力不足，且随着战线的拉长，日军再也无力组织淞沪会战，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这样大规模的战役，被迫转入了战略防守。
下一次日军再次组织大规模会战，就是多年后的豫湘桂战役了。
所以在抗战中期，日军对华政策急速转变，从军事打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改为了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日军的主要兵力从正面战场转入了敌后战场，日军也开始在华北和华中和八路军以及新四军大打治安战。
而万家岭战役的胜利，则是为武汉会战的准备工作争取了时间，不能说意义不重大。
另一方面，因为武汉会战，日本的国力因为损耗过大，也出现了“急剧表面化”，为了进行武汉会战，当时的日本连学校教练用的步枪都要收回。
由于军队的不断扩大，国内的劳动力，粮食，能源都陷入供应不足的窘境，武汉会战结束后的1939年，日本的军费支出就已经达到了61.56亿日元，远远超出了日本的国家储备。
这使得日本国力的穷困开始急速表面化，已经失去了充分保障军队物资供应体系的能力，外强中干之色即便是普通人也能看的一清二楚。
武汉会战之后，日军从编制到装备再到部队战斗力，相较于1939年之前，都有了显著的下降，进而导致日军不得不寻求南下。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万家岭大捷，的确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走向...
参考资料： 《万家岭大捷的统战历史实践及其时代价值》 阮颖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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