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春天，北京的风仍透着寒意。西长安街上，一辆公共汽车踉跄而行，车顶的黑色气包随颠簸起伏。“真丢脸，堂堂首都还烧煤气！”一位乘客压低嗓门嘟囔，引来一片无奈的叹息。对许多人来说，那只硌眼的“大肚子”不只是代步工具的附属品，更像是“贫油国”四个字的移动标牌。
彼时的新中国刚走过不到十年，工业化却已屡屡被油荒卡脖子。洋油贵，外汇紧，一旦被卡断，机床歇火、汽车趴窝、飞机难起。西方学者早就给中国贴上标签——“无大型油田”，理由是“海生石油理论”判定华夏大地不具备生成巨型油盆的地质条件。这顶帽子压得人喘不过气，如何摘掉，成了当时每个石油人的执念。
就在这种氛围里，甘肃玉门油田里走出一个黑脸膛、嗓门亮的小伙子——王进喜。1938年，他还是个十五岁的穷孩子，因家乡闹荒，一肩扛铁锹进了玉门工地。钻机震天响，油泥糊满脸，日子苦得很，可他一句怨言也没有。第一次进京开会，他抬头看见公交车上的煤气包，好奇地问旁人：“那玩意儿干啥用？”得到“没汽油，只好烧煤气”这一答复，他的脸刷地红了：自己干石油，国家却缺油，这怎么说得过去？
1955年，黄汲清力主把松辽平原列入普查区；1958年4月，501号钻机在黑土地上打出油砂；1959年9月26日，“松基三井”喷出油柱，大庆油田露出真容。消息传到玉门，王进喜激动得一宿没合眼，“机会来了，得让咱也出份力！”几个月后，他率1205钻井队奔赴黑龙江荒原。
火车姗姗来迟，吊车却一个也没有。几吨重的钻机卧在车皮上，谁来卸？王进喜把棉袄一甩：“人拉肩扛也得弄下来！”一声吼，二百多号汉子齐上阵，纤绳绷得直响，四天时间，设备稳稳立在零下二十多度的戈壁。安装完工那晚，他和工友蹲在风里啃冻馒头，脸上黑得认不出人，却笑得像孩子。
最惊心动魄的一幕发生在1960年4月。井深七百米处突遇井喷，泥浆伴着气流狂涌。现场没重晶石粉，唯一的替代品是水泥，可一倒下去就沉底失效。王进喜拄着拐杖，二话不说跳进泥浆池，“搅！往死里搅！”工友见状，也纷纷跳入。两小时后，凶猛的井喷被制服，他却被强碱泥浆灼得满身起泡，昏倒在井架下。送医？他挥手：“先把循环跑顺，再抬我！”人称“铁人”，名副其实。
1205队当年创下“月进尺两万一千米”的纪录，大庆油田一举扭转了全国能源局面。1963年，全国原油产量飙到六百多万吨，周总理在人大会议上公告：石油基本自给。那一年，公交车顶的煤气包悄悄退场，街头司机不再忧心忡忡。
1964年12月26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后厅里，其乐融融。毛主席用稿费设小宴，请劳模代表吃饭。“今天是咱们三同——同桌、同吃、同谈。”主席举杯时，特意朝王进喜点头：“打出大庆，好样的！”王进喜激动得话都说不全，只挤出一句：“主席，放心！石油工人有的是劲！”
晋升干部后，他仍把床铺安在井场旁的板房。有人悄悄给家里送面粉，他原封退回：“让我贪一口，就是给石油抹黑。”阿尔巴尼亚援建时，他用外汇只买了两个“热得快”，“工人冷水冲凉，能有口热茶就行”，他说得云淡风轻。
可身体没那么听话。多年高强度劳作加上常年粗茶淡饭，胃病愈演愈烈。1970年4月在玉门开会时，他疼得脸色蜡黄，被送往301医院，一查——胃癌。国庆观礼仍坚持出席，回来便再未离开病床。11月15日，王进喜与世长辞，年仅四十七岁。他临终握着弟弟的手，留下三百元钱和一句嘱托：“替我多陪陪娘。”
时间走到1972年2月21日，11时30分，“空军一号”落在北京。周总理微笑着迎上前，与尼克松握手。中美冰封二十多年的外交，就在这一刻开始融化。几天后，尼克松在中南海会见毛主席。交谈间，他忽然说：“我想见一位中国工人，名叫王进喜。”主席轻叹一声，缓缓摇头：“他已经去世两年多了。”屋里陷入短暂的沉默，连翻译都放轻了呼吸。
尼克松的请求并非作秀。此前，他在国情简报里反复读到“大庆”“铁人”这些陌生字眼，惊异于中国在极端困难环境下竟能摆脱石油依赖。美国智库分析，若无那座黑土地上的油田，北京不可能轻易抗住封锁。于是，尼克松想亲眼看看那位象征“中国工业精神”的工人。只是，这份好奇来得迟了。
“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这句豪言经毛主席之口传到世界，像一声重锤击中冷战的壁垒。它不只是口号，更是那个年代千千万万建设者的脊梁。大庆的火炬至今燃烧，黑油山依旧滚滚流淌。王进喜未能与外国元首握手，却已经把自己的名字深深刻进了中国工业的基座，留给后来人一条分明的坐标——靠肩膀，能托起一个国家的能源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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