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月3日深夜，台北郊外的营房灯火已息，一位头发花白的退伍军人把手伸进破旧行李箱，摸出一双灰蓝相间的粗线袜子。织线早已起球，他却把它抚平，一寸一寸理顺，如同在抚摸故乡的泥土。刘云仲默默念了一句：“等我回去，家珍该笑了。”那一夜，他决定无论如何也要回大陆。
消息在同年12月传来：大陆方面发布信息，欢迎老兵回乡探亲。刘云仲反复阅读那段通告，字字像敲在心头。可政策并不代表立刻就能动身，层层手续、两岸隔阂，再加上局势微妙，没有一步是稳妥的。有人劝他：“就把往事埋在这里吧。”他只摇头：“家还在湖北，埋不下。”
申请手续拖了四年。第三次填写表格时，刘云仲在“目的地”一栏写得工整——湖北赤壁。落笔瞬间手心渗汗，他忽然意识到，距离1949年离家已是整整三十六个年头。那一年，最小的儿子还在襁褓，妻子正抱着孩子站在村口送他。
回想1948年初夏，赤壁老家午后蝉声嘶鸣。征丁的差役敲铜锣通知：每户壮丁抽签，当晚点名。刘家有三个男丁，他是长子。母亲一直低声抽泣，父亲沉默抽旱烟。邻居悄声说：“去前线，多半回不来。”刘云仲却只看见熊家珍眼眶通红。他压低声音：“我去，也许几个月就回。”妻子哭着摇头；他终究穿上带灰尘的草鞋踏上征途。
被编入青年军后训练枯燥，真正让他坐立难安的是一次夜点名时传来的“整团撤离”。不到一个月，他随败退队伍一路南下。船只从福建离岸，甲板上冷风扑面，他这才惊觉去向是台湾，回头看海岸线越来越细，心里一沉：这一去，何日归？
登陆后，许多战友陆续在当地成家，他却把买给妻子的袜子夹在枕套里，一年又一年。营里开玩笑：“老刘，这袜子怕是要穿到线都断了。”他笑笑，从不解释。只有休假夜色里，他会独自跑到码头，看渔火闪烁，像家乡稻田边的灯。
1970年3月，他脱下军装，领到一笔并不丰厚的退伍金。自由却没有船票，他只能在台北郊区打杂换口饭。生活窘迫，却从未动过留下的念头。他把省下的钱一张张换成美元，塞进铁罐，想着一旦探亲许可落地，换汇能让妻儿宽裕一点。
1983年夏季，赴港通道试行。刘云仲明知自己在香港没有亲友，仍旧填表走程序。第一次失败，他静坐三天，紧握铁罐；第二次又被拒，他给自己熬一锅稀粥说：“不急。”第三次终于批准，他抱着八十余岁的老兵同伴狠狠握手，声音都哽住。
他只带三件东西：5000美元、一双旧袜、一封未拆的退伍文件。机舱里，他连眼都不敢眨，生怕一个晃动又把旅途推迟。抵港后，他直接去客栈换乘火车北上，层层手续、口岸盘查，足足折腾了两个多月。最后一段路，他坐在闷热的绿皮车厢里，鼻子酸得厉害——窗外是熟悉的水田，还有初冬的雾气。
1985年1月6日，湖北赤壁。昔日的土路铺上碎石，老屋却仍立在榆树旁。他在村口徘徊许久，终于鼓起勇气托人去喊：“请问，熊家珍家？”村长闻讯赶来，定睛看他：“你是……云仲？”声音里半疑半惊。村庄炸开沸腾，孩子们围着看稀奇，老人们交头接耳。
熊家珍拄着门框走出，只觉面前人影似熟非熟。皱纹攀上那双曾经明亮的眼。刘云仲上前，一把握住她的手，低声说：“我回来了。”她手一抖甩开，声音忽冷忽热：“这几十年，你音讯全无。回来做什么？不如不回。”那句话像冷雨浇头，人群一时静得落针可闻。
沉默良久，刘云仲把包拉开，捧出那双灰蓝袜子：“离家那天，我想着你总喊脚冷，就买了这个。一直带在身上。”又掏出美元塞过去：“钱不算多，用来补屋顶，给孩子们添口粮。”他哽住，喉头滚动，终究没掉泪。
熊家珍低头看袜子，指尖颤抖。旁人退去，屋里只剩昏黄豆油灯。她开口轻得像叹息：“三年困难时，我差点饿死，孩子们靠挖野菜活下来。那时我想，只要你活着，总会回来的。”话说完，她抹一把泪，转身给他端来一碗红薯粥，默默放在桌上。
接下来的日子，村里人常来围坐听他讲台湾见闻，他只是淡淡笑。有人问：“你不回去拿退伍津贴？那可是一笔钱。”他说：“账上数字再多，不如一家热炕头。”言毕，掸掸灰尘，起身去院里锄草。
刘云仲在故乡度过余生，没再踏出鄂南一步。冬夜，他会把旧袜子晾在灶前火塘边，背影佝偻却安稳。偶尔有老兵寄信问候，他只回一句：“已到家，勿念。”妻子有时还唠叨当年那句“还不如不回”，可说着说着，就给他添上一坨柴火。屋外风声呼呼，屋内炊烟升起，新瓦下是一家人的团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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