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9月3日，北京钓鱼台国宾馆灯火通明，中俄代表团正在最后一次核对西段国境线坐标。一位俄方代表轻声感叹：“过去的恩怨，今天总算画个句号。”对面，中方谈判官只是点头，没有多说。就在那份协定上签字的同时，地图上那块约十七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唐努乌梁海，自此被国际社会普遍视作俄罗斯的一部分。
要弄清缘由，还得把时间拨回两个多世纪前。1792年，乾隆已至耄耋，同治河山的宏愿却在北境频频受挫。沙俄南下势头凶猛，不时挑动边民摩擦。唐努乌梁海的草原与林海，恰位于西伯利亚高原与蒙古高原过渡带，战略位置极佳，矿产与森林资源也极为可观。彼得堡方面对它垂涎已久。
清廷并非全然不知这一点。1727年，中俄以恰克图条约确认唐努乌梁海归属中国，边界石碑在松林间立了起来。可条约的字句终究需要实力守护。当鸦片战争把中原朝廷的底牌打得七零八落，沙俄趁乱大举渗透。十九世纪末，俄商、俄兵、俄侨接连进入，修教堂、筑栈道、开矿场，地方乌力吉（旗长）连写数封文书请求北京支援，无奈国库空虚，援兵迟迟未至。
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继承了清廷的法理，却缺乏足够的武力与财政。1914年一场响指般的会议上，彼得格勒当局直接宣布唐努乌梁海为“保护地”，插上三色旗。北京只能口头抗议，地方驻军三千人根本不敌俄军。当地老人回忆那年冬天：“俄兵的皮帽像一堵墙，把营帐围得水泄不通。”
1917年，列宁的十月革命让俄国陷入内战。机会来了，段祺瑞内阁决定出兵。1918年至1919年，张绍曾率军越过大兴安岭，短暂夺回该地。可惜胜局转瞬即逝。白军败退后，红军接管西伯利亚，与北洋军对峙。双方一场不宣而战后，中国部队被迫撤回科布多。此举在当时的报纸上被称作“摸到又失手”。
接下来出现一个转折点。1921年，苏俄扶持的外蒙古人民革命政府诞生。唐努乌梁海的部落头人被请到库伦，给出的条件十分诱人：只要“独立”，即享税收豁免与红军保护，此外还可获得布匹、枪械。几番权衡下，他们宣布成立“唐努图瓦人民共和国”，表面自主，实则受制克里姆林宫。
1926年更名为图瓦共和国，随后爆发政治清洗，亲中势力被彻底清除。此后十八年，图瓦成为苏联的林木、铜矿与钼矿基地。1944年8月，图瓦最高苏维埃通过决议“要求加入苏联”，克里姆林宫迅速“同意”。国民政府直到1948年才派驻莫斯科使馆提出抗议，已是尘埃落定。值得一提的是，彼时蒋介石等人手头正忙着全面内战，无暇远顾。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政权声明不承认沙俄与清廷所订全部不平等条约。然而现实不容乐观，图瓦已被苏联控制五年。朝鲜战争爆发、越南局势紧张，外交资源有限，北京选择优先解决东段与中段边界摩擦。图瓦问题被暂时搁置。
时间来到1991年，苏联解体，俄罗斯联邦继承主体疆域。斯大林时期订立的加盟共和国界线原则上维持原状，图瓦作为俄罗斯的一个自治共和国继续存在。中俄重新划界的谈判桌上，东西段先后摆上议程。对于图瓦，北京方面提出法理依据，但也明白国际法“有效管辖五十年”原则已成障碍。加之西线尚有大片争议地需要交换，最终只能承认现状，以换取长达四千三百多公里边境的整体稳定。
1994年签署的《中俄国界西段协定》就是这样诞生的。有人奇怪：这么大的地方，为何不到联合国去闹？答案并不复杂。其一，联合国通常尊重既成现状；其二，失土若要收回，最根本的还是看综合国力与外交筹码。当年清廷的衰弱、民国的内讧，使得唐努乌梁海错失最关键的转机，积重难返。
从历史沿革看，这片区域与中原王朝的联系至少可追溯两千年。匈奴、鲜卑在此放牧，唐朝设坚昆都督府，元朝编入岭北行省，并迁入汉军屯田。若非近代帝国主义的东扩，它大概率仍会与内蒙古、西藏一起成为今天版图的一部分。
遗憾的是，历史不能假设。唐努乌梁海的故事提醒人们：条约的墨迹再黑，也敌不过枪炮的颜色；地图上的边线再直，只要守不住，就会被人用脚步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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