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日凌晨，淮海平原上雾气翻涌，华东野战军十二纵的警卫班刚刚结束夜间警戒，班长抹一把脸上的露水，抬头望向北面微微泛白的天空，嘴里嘟囔一句：“徐州那边的飞机准又要出来了。”谁也没想到，短短半个月后，一场几乎把华野主力榨干的恶仗，会在六十公里外的碾庄圩爆燃。
淮海战役的总蓝图早已制订：按软硬程度先挑黄百韬第七兵团“开刀”，再去收拾黄维、杜聿明。粟裕判定黄百韬的杂牌部队装备普通、机动性差，本以为三五天可以搞定。可战线一拉开，情况却完全不是那回事——黄百韬突围速度惊人，沿陇海路一路狂奔，硬是抢在华野之前钻进了碾庄圩。
碾庄圩原本只是百十来户人家，洪水冲出来的高台、交错的水沟，配上勤劳乡亲堆出的围墙，意外地成了天然堡垒。黄百韬挖战壕、筑碉堡，把四个军塞进这片弹丸之地，重机枪、平射炮密密麻麻，外人乍一看，像一只缩进壳里的乌龟。粟裕赶到外围，远远望见村口插满蓝白旗，不禁皱眉：“小看他了，这回要花大力气。”
攻坚第一轮，华野各纵队仓促上阵，谁先赶到就谁先打。正面仅百米，敌人重机枪能摆二三十挺，子弹像水幕一样扫过。一个加强连冲到村口，四分钟就被削掉大半；夜里刚插上红旗，天亮就被对方反扑又换回青天白日旗。短短两天，四纵伤亡数字飙到四千多。陶勇打电话给前指，一边报表一边叹气，粟裕沉默几秒，低声回了一句：“暂时不要再报伤亡，盯住目标。”
严禁上报伤亡，并非无情。粟裕后来解释，对壕作业还没全面展开，任何动摇都会让已经付出的代价前功尽弃。伤亡数字如果层层上推，势必动摇后方支援和上级的决心。“等打完再算账。”这是他的底气，也是他对自己的压力。
同时，东南两翼的邱清泉、李弥兵团在美国造坦克与空军的掩护下猛扑华野阻援部队。宋时轮六纵一天顶住十余次集团攻击，弹药几乎打光。稍有懈怠，救援黄百韬的部队就会把缺口撕开。整个淮海战场被拉紧到极限，任何一处松动都会满盘皆输。
关键节点出现在十一月十二日。粟裕干脆改弦更张，命令全线转入夜间对壕作业。战士们蹲在湿冷的泥里，抱着铁锹一点点把壕沟向敌人逼近。白天敌军机枪狂扫，壕面压低再压低；夜里再趁着月色把土推到前沿。挖进十几米，就能听见对面国军守兵的咳嗽声。年轻战士小声嘀咕：“再刨两锹，就能摸到他们脚跟了。”说完俩人相视苦笑，汗水和泥水糊得满脸灰黑。
对壕作业如同钝刀子割肉，割得黄百韬心惊胆战。四十四军、第一百军每天被迫后缩，甚至自爆工事阻敌。粟裕同时要求火炮集群不间断打击，平均每日三万发炮弹砸进巴掌大的阵地。敌军排长赵玉成后来回忆：“那炮火像倒豆子，埋头捂耳，脑袋嗡嗡响，一抬头就看见房梁掉下来。”
十一月十九日晚九点三十分，华野集中数百门大炮，一波半小时的弹雨把碾庄圩外圈打成火海，尘土冲天，夜空仿佛被撕开。炮声刚停，冲锋号叫得发哑，各纵队乘烟火翻滚闯进缺口。敌人的平射炮、机枪顽强反击，华野前沿排、连成片倒下，喊声和爆炸声混作一团。局面血腥到极点。按照粟裕的硬指令，部队依旧不许将伤亡数字上报，只报“已占某院落”“已突破二道圩墙”。
激战到二十日下午，黄百韬指挥所被突入的八纵尖刀班捣毁。当天夜里，七兵团残部开始向西北突围，结果在双沟集、狗集一线被全部截断。接收投降的联络员记录：“俘来的人站不稳，浑身裹着稻草麻袋，眼神木呆，问什么都答‘不知道’。”黄百韬自知回天乏术，二十一日傍晚扣动手枪扳机，倒在指挥部残墙下。此刻，淮海战场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倒下，西线黄维兵团顿失策应，杜聿明的徐州危局已成定数。
战后清点，碾庄圩一役华野阵亡、负伤两万余人，数十个连队被打残。前线医护把染血棉衣叠成小山，后勤处人员看得直发怵。统计表回到总前委，邓小平对着数字长叹一声，交给粟裕：“你扛下了最难的一关。”粟裕苦笑：“不报，是怕大家心软。咬牙顶过去，才能省更多人的命。”
外界常说粟裕“狠”，但熟悉他的人都明白，那是一种冷峻的担当。慈不掌兵，尤其在决定国家命运的大会战里，容不得半点心慈手软。碾庄圩的硝烟散去后，华野官兵路过那片焦土，总要停下来抬头看一眼天空，也许是想起了那些倒在泥水里的兄弟，也许是在回味那条禁令背后的苦心。粟裕没再提“伤亡数字”四个字，他只强调一句：“活下来的人，把牺牲的那份也扛上，再往前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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