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11月的北京西郊机场，寒风卷着尘土。客机舱门刚一打开，一个面庞清瘦、戴黑框眼镜的女子提着小皮箱走下舷梯。她叫王承书，44岁，这次回国带来三百多箱资料，重量几乎顶得上一节车皮。安检员好奇地问：“同志，书这么多，运到哪儿去？”她淡淡一笑：“全给学校。”随后便消失在接机的人海里。
从这一天开始，王承书的轨迹与国家的核计划紧紧扣在一起。1957年，她被分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桌面上除了刚摆平的行李，就是一摞厚到能当枕头的外文教材。所里传出一句玩笑：“这位女博士搞起翻译来，比电报机还快。”其实翻译只是热身，她心里清楚，真正的比拼还在后头——热核聚变、浓缩铀，件件都是空白。
有意思的是，为了节省时间，她常常把两本书并排放在实验台上，左眼看俄文，右眼看英文，手上同步写中文稿。旁人劝她歇口气，她却说：“先把难啃的咬下来，后面就轻松了。”这种近乎固执的节奏，很快引来高层关注。1959年春天，新任务落到她和同事们肩头——翻译苏联刚刚送来的《雪任德计划》原本。七天七夜，车厢晃动，她脚下塞着热水袋，膝头摞着稿纸，硬是把二十余万字怼完。稿子一进排版车间，王承书倒头就睡，醒来时列车已过贝加尔湖。
1960年夏，中苏关系骤冷。苏联专家撤走前，将所有技术图纸搬上火车，还留下冷嘲热讽：“没有我们，你们绝对做不出原子弹。”话音未落，王承书已暗暗立誓。可要从零搞浓缩铀，谁也没谱。她带着几名年轻人泡在车间，连日里拿放大镜盯着设备内壁的划痕，推演扩散筒气流路径。有人问：“这样抠细节值得吗？”她只回一句：“如果分离因子差万分之一，爆轰就迟一年。”
1961年初，一纸调令把她送到兰州。为了保密，身份成了“504厂工人”，连家里都只知道她去了偏远地区。到岗第一夜，她在单人宿舍里把一个小折叠凳放到窗下，用手电筒照着窗户口写实验日志。北方干冷，钢笔墨水常常半路结冰，只能夹在棉衣里焐热再写。第二天，值班员看见她桌上摊着厚厚的计算纸，密密麻麻的公式像蚂蚁爬行，惊叹不已。
“熬吧，熬到炸响那一声。”这是王承书常对自己说的话。1963年底，第一批高浓缩铀小样出炉，检验数据勉强及格，但距离实弹试验还差一截。她把样品在灯下反复比色，找不到原因就一头扎进试剂间。凌晨两点，室温零下十度，她仍把阀门拧开又关。隔壁工人拖来棉被替她披上，她只抬头笑笑，继续干活。
1964年4月，邓小平抵达兰州。视察车间时，他忽见一个熟面孔——瘦削、戴眼镜，却满头白发。邓小平愣了一下，快步走过去：“你怎么在这里？原来躲在这儿！”王承书摘下防护帽，略显拘谨：“服从分配嘛。”邓小平环顾四周，低声嘱咐：“身体要紧，任务固然急，也别硬撑。”这几句话，被同行干部记得清清楚楚，却没人敢多问女工的来历。
半年后，10月16日15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上空完成爆炸。广播传来捷报时，504厂的警报长鸣，厂区职工涌向操场。有人高举工帽高喊“成功了！”。王承书没冲出去，她躲在办公室，用袖口擦了把眼泪，随后把手稿归档，写下测试后修正意见。对话只有一句，年轻技术员在门口喊：“王老师，成功了！”她答：“知道了，数据别弄丢。”
外界并不知道，这位“车间女工”参与了整套扩散机设计，还主导建立了氚实验平台，为下一步氢弹奠定路线。1967年，氢弹试验成功，她依旧隐名。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一次内部表彰，王承书的真实身份才被更多同行确认，“中国居里夫人”这四个字从此写进材料。
生活却依旧清寡。她同丈夫张文裕住在老旧教职工宿舍，一样的藤椅坐了二十年，茶几桌面翻卷起木刺，拿白布一盖继续用。家里不装电话，省下话费寄往西南山区。有人开玩笑：“两位教授活成了苦行僧。”王承书笑得爽朗：“手头宽裕也就三顿饭，咬得动馒头就行。”
1992年秋，她的视力几乎全失。医生建议注射进口药，每针六百元。王承书摸着口袋里的工资本，半嬉半真问：“我这双眼还值六千吗？”终究只打了三针，余款转给了希望工程。年底，她在病床上写下五条嘱托，把能用的器官、书籍、存款一一分配给更需要的人。
1994年春，王承书走了。骨灰未留，按照遗愿，全部用于医学研究。她的一生，从上海租界的小姑娘，到兰州车间的“无名女工”，串联起的是一条清晰的时间轴：1912年出生，1930年入读燕大，1941年赴美，1956年回国，1964年原子弹成功。在那段惊涛骇浪的岁月里，她用瘦小的身躯为共和国铸起一道沉默的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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