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末的冬夜，华北平原的冷风裹挟着硝烟，刮过永定河畔。疲惫的国民党“华北王”傅作义坐在军部地图前，黑线密布的战线犹似散乱的琴弦，再也奏不出胜利的乐章。几天前，东北野战军主力已越过山海关，聂荣臻的部队也在西北面疾进，平津成了孤岛。就在此时，一封措辞严厉的公函悄然出现在他的书桌上——落款：林彪、罗荣桓。
信里毫不客气地历数他的罪状，末尾只一句警告：“如執迷不悟，必嚴辦。”短短几行，击中了他的神经。傅作义拿着信，脸色由白转青，“这是羞辱，也是最后通牒。”沉闷的怒火在屋子里积聚，他猛地起身，脱口而出：“把我送去治罪吧！”
北平危局并非始于此信。回溯到1948年11月，辽沈战役刚结束，东北47万国民党部队灰飞烟灭，蒋介石急忙调傅作义固守华北。傅自恃有55万大军，沿京绥、平汉、京津两线摆出长蛇形防御，企图拖到冬春粮草不继再图西撤。然而，解放军“南北对进、先打两头”的策略打得他措手不及。新保安一役，郭景云的35军全军覆没，让傅失去机动精锐，他才第一次真切体会到“退路正在缩短”。
更令傅作义心惊的，是城里城外的民意。北平商号门口张贴着“莫做第二个孟良崮”的漫画，学生打着“和平救国”的标语在西单游行；而他最信任的女儿傅冬菊，早在重庆读书时就与进步学生来往密切，此刻也反复劝他“为百姓想一想”。夜深人静，父女俩曾有过一次针锋相对的短促对话。傅作义低声问：“你真站到他们那边？” 女儿轻轻回了一句：“只求城里人免死，别无他求。”寥寥数语，超过千言万语。
毛泽东和中央同样在揣摩这位旧识的心理。12月下旬，军委令林彪、罗荣桓大军提前南下，以战势与电报双重压力迫其就范。与此同时，延安方面秘密派人与傅建立沟通渠道。毛泽东的六条意见传到北平：“可允其整编一军；不得飞南京；电报慎发；列名战犯，实为护其身家。”措辞峻厉，却暗藏保全之意。傅作义读罢，沉默良久，终于意识到自己被推到抉择的十字路口。
时间逼近1949年1月。天津失守的炮火震动了紫禁城的红墙，市民惶惶，官兵无心恋战。邓宝珊代表傅与林、罗、聂会谈，双方把北平街区划分为接管区、交接区，两边部队互不接触。这是极端考验人性的日子：一旦有火星，千年古城将付之一炬。
就在改编方案草签的前夜，被“雪藏”的那封林罗公函却经人之手登上了《人民日报》北平版。报纸一经传开，各营房炸了锅：“司令还要被清算？”风声传到北平颐和园行辕，傅作义勃然大怒，连夜写信：“本人生平行事，多所悖谬，愿受处分，不扰生灵。”那一句“请指定监狱”言辞凿凿，似乎要以身殉信。外人难解他的情绪——既已从容议和，为何忽而求囚？其实他更担心的是部下的疑心，一旦军心浮动，京畿难保。
电报送到前线指挥部，林彪没有急于回复。他与罗荣桓、聂荣臻商议后决定，既要安抚，又不能让傅作义生退意。中央旋即拍来复电：“罪已赦免，合作为重。”并指示迅速安排会晤。几日后，北京饭店灯火通明，林彪举杯，言辞平淡却掷地有声：“旧账摆在桌面，今后就看新作为。”傅作义点头，神情释然。
1月31日拂晓，解放军先头部队鱼贯通过德胜门，北平城墙上青天白日旗缓缓降下。城内秩序出奇地平静，城外枪炮沉寂。二十五万旧部按计划列队交枪——这是中国战史罕见的大规模“无血”受降，也标志着平津战役落幕。对于普通百姓而言，更重要的是城楼、胡同、古刹未被毁于战火，这座古都得以原貌存续。
北平和平解放后，傅作义被安排出任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兼政务院水利部长。他半生戎马，晚年却把全部精力投向治水。从河北黄泛区到黄河三门峡，他走遍大江南北，主持了引滦入津、官厅水库等工程，甘当“瓦匠部长”。1974年4月20日，他在北京病逝，遗言只有一句：“全部财物交公。”
那封让他震怒的信，如今存于中央档案馆。纸墨未干的直白警告，与后来的握手言和并不矛盾——在战场与谈判交织的乱流中，一纸重锤往往比千言劝说更能迫人抉择。北平的古城楼依旧伫立，故事却早已翻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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