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到日本鬼子投降那会儿，山东军区的正规军竟然滚雪球一样，壮大到了二十七万之众。
这数额简直吓人，要知道，这可是占了当时全军总兵力的四分之一。
瞅着这张漂亮的成绩单，大伙儿心里肯定嘀咕，115师那是红军长征时的“老大哥”，底子厚，从头赢到尾那不是顺理成章的事儿吗？
可你要是把日历翻回1937年，再要把这两条发展曲线叠一块儿看，保准能发现个怪事。
那时候的115师，说它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都不为过。
家底是红一、红三军团，再把装备整齐、人员满编的红十五军团给加上，那是老兵成堆，将星云集，绝对的“王牌中的王牌”。
再看看129师，那简直就是个“穷亲戚”。
在百丈关和河西走廊吃了大亏，红四方面军元气大伤，主力整编完，满打满算才九千一百来号人，连人家三分之二都够不上。
按常理说，这本该是一场一边倒的领跑赛。
谁承想，在抗战中期的很长一段日子里，115师反倒掉进了一个高开低走的坑里：麻烦事一桩接一桩，指挥层天天顶牛，歼敌数量甚至有一阵子被那个“穷兄弟”129师给超过去了。
手里攥着一副王炸，牌却打得这么费劲，病根到底在哪？
这还真不是兵不行，也不是枪不好使。
这笔账，得从两封电报发出的时间差开始算起。
1938年刚开春，115师出了个大乱子。
师长林彪被晋绥军的哨兵给误伤了，子弹打穿了肺和脊椎，没办法，只能送去苏联养伤。
主帅离了场，谁来挑大梁？
那会儿摆在桌面上的候选人就俩：343旅的旅长陈光，还有师政治部主任罗荣桓。
就在这节骨眼上，延安和八路军前方总部那边，想法岔劈了。
朱德和彭德怀是纯粹按“打仗”的逻辑来盘算的：抗战那就是拼刺刀，陈光打仗猛、资格老，颇有点“现代关羽”的架势，那是代理师长的绝佳人选。
毛主席则是站在“大战略”的高度来琢磨：115师既然分兵进了山东，首要任务就不是单纯的砍杀，而是要扎根建立根据地。
搞根据地，得军政一把抓，得懂人心，得沉得住气，这方面罗荣桓才是行家里手。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于是两封电报几乎是前后脚发往了第二战区阎锡山那儿，去给新师长备案。
前线推荐的是陈光，延安推荐的是罗荣桓。
巧就巧在，朱、彭的电报比延安的早到了几个钟头。
这下生米煮成了熟饭，毛主席也只能叹口气，认了。
就是这一“早”，让115师在后来的好几年里，不得不为这次“错位”买单。
陈光是员虎将，这点谁都得竖大拇指。
可要让他当那个独当一面的大管家，他的算盘打得太“硬”了。
1939年5月，陆房战斗打响了。
115师师部和686团被日军重兵围了个铁桶一般。
这在当时可是要命的险局，按常规套路，那就得壮士断腕，留点小部队当诱饵，主力赶紧跳出包围圈。
可陈光偏偏选了条不一样的路：硬顶。
他下了死命令，部队必须据险死守。
结果呢？
仗是打赢了，日军被干掉了一千多。
可自己这边也伤筋动骨——伤亡了三百多号人。
这三百多可不是刚入伍的新兵蛋子，那是走过长征的老红军，是部队的种子，死一个就少一个。
最悬的是，师部差点让人家给端了老窝。
仗打完，山东纵队的政委黎玉评价得那叫一个不客气：“典型的硬拼主义”。
这话算是点到要害了。
陈光习惯拿正规战的套路去套游击战，老想着啃硬骨头。
而在敌后那个环境里，这种打法太亏本。
你再瞧瞧129师，刘伯承和徐向前把游击战玩出了花儿，陈赓更是一肚子鬼点子，哪怕手里兵少，也能用最小的代价换回最大的战果。
除了战术上太“硬”，115师在组织架构上也是乱成了一锅粥。
当时的山东战场，实际上有两套班子。
一套是外来的115师，一套是土生土长的山东纵队。
两边各吹各的号，谁也不服谁。
陈光嫌山东纵队土气，山东纵队觉得陈光架子大。
为了把这疙瘩解开，毛主席其实走过一步高棋。
他把徐向前派到了山东，组建第一纵队，把指挥权统起来。
徐向前那是谁啊？
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黄埔一期的大师兄，要人脉有人脉，要威望有威望，要本事有本事，那是通吃全场的角儿。
要是徐向前能一直在山东坐镇，局面怕是早就打开了。
可老天爷偏偏这时候开了个玩笑。
徐向前回延安开会，半道上让马给踢伤了小腿，胫骨骨折，这一躺就是大半年，再也没回来。
徐向前一走，山东立马又乱套了。
接手统筹摊子的是朱瑞。
朱瑞是留苏回来的，理论一套一套的，可对基层的军事指挥那是两眼一抹黑。
他嫌陈光脑子不转弯，陈光嫌他满嘴书生气。
这矛盾闹到啥程度？
有回开会，朱瑞当着大伙儿的面数落115师：“除了卫生工作还凑合，别的没啥长进，前面得有人拽，后面得有人推。”
陈光那个火爆脾气哪受得了这个，当场拍着桌子跟他顶了起来。
夹在中间受气的罗荣桓最难熬。
他不光得给陈光和朱瑞当“灭火队员”，还得应付外头日军扫荡的压力。
局面僵在那儿动弹不得，罗荣桓甚至给毛主席写了信，主动请求辞职去学习，要么就把他调离山东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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