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9月13日凌晨一点，北京城的夜色压得人透不过气。长安街仅存的路灯在细雨里发着昏黄光圈，人民大会堂北门突然亮起一排车灯，一辆吉普车呼啸而出。车里的人正是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年仅五十五岁，却已在大小战役中摸爬滚打三十多年。此刻，他不知道去往空军大院之后将迎来怎样的风暴，只知道一句话——“出事了，马上过去”。
九一三事件的开场，并不在雷霆万钧的战场，而是始于接二连三的电话和一条骤然升空的三叉戟。12日晚十点多，周恩来在小会议室里召集数名将领，氛围格外沉闷。内部通报就在午夜临近时落下：“林彪乘机离京”。一句话，霹雳一样劈开所有人的神经。李德生来不及多问，被指派“替我去空军司令部”，随后便钻进吉普，发动、加速，一路闯过红灯。
李德生为什么能在须臾之间坐上那个本该属于空军司令员的位置？答案藏在他20多年军旅履历里。平汉线反‘扫荡’、淮海会战、渡江东进，他都是前线指挥。1955年授衔时仅为中将，却因为稳健果决，十年后就被调回北京分管要害。毛泽东曾说李德生“胆大心细”，周恩来也相信他的“硬手腕”。九一三的危机里，需要的正是这种不拖泥带水的作风。
与此同时，真正在编制表上写着“空军司令员”四个字的吴法宪，却被派去了西郊机场。吴在空军里摸到了顶峰，1965年就晋升上将，和林彪的私人渊源深厚。林当国防部长时，他给吴开路。1969年，林彪被写进党章，吴的风头也随之大涨。可惜人算不如天算，在最高层眼里，这样的关系恰恰可能成为隐患。调离空军指挥中枢，看似“去办具体工作”，实则隔离潜在风险，以防有人擅自放飞更多飞机。
吴法宪的回忆录对当晚场景描述得细致：12日23时左右，周恩来电话，“山海关有没有起飞任务？”他本能地否认，因为没有见过任何申请。挂下电话后复查，才发现一架登记号为256的三叉戟早已被调往山海关。机组说，这是副参谋长胡萍的“例行试飞”。经验告诉吴，军机调动绝无“私自试飞”一说，他立刻把情况再次汇报，并下令原机返航。然而，一切已经晚了。
零点五十二分，空军作战值班室的标图板上，256飞机划出一道北偏西的曲线。李德生抵达，只听见报话机里示警：“目标高度七千米，航向三一零。”屋里的人屏住呼吸，墙上钟表的秒针声清晰得刺耳。谁都明白，那可能是一架用来逃命的飞机。禁航令在1时20分下达，全国所有机场“地面封板”，非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德生四人联名，哪怕救护机也不能起飞。
同一时刻，吴法宪在西郊机场忙着核对机务日志，尝试复盘256的调度链条。他自觉身陷迷雾，一边冷静地签发“不得擅自动机”命令，一边纳闷：自己被钉在机场，是不是意味着组织已经对他产生疑虑？这种疑虑，随着山海关再度传出的枪声愈加迫近。原来，三叉戟起飞前，警卫排想拦阻，被机上人员开火打伤。针尖对麦芒的时刻里，机尾喷焰消失在北方夜空。
作战室紧急起飞八架歼六。李德生皱着眉，命令飞行员“灯光全关，云层以上搜索”。战斗机的巡航速度远高于三叉戟，可作战半径有限，雷达锁定难度又大，最终错失截击。值班员小声嘀咕：“首长，出国境了。”李德生沉默，大手按在桌面，只看着红灯一闪一闪。
两小时后，新的麻烦冒头。密云机场报告：一架直-5直升机强行起飞，机上有周宇驰等人。李德生脸色沉下去，“禁航还有什么不明白？”电话那端支支吾吾，“他们出示‘林副主席手令’，说是紧急公务。”事情到了这一步，已无需再遮掩。歼六再次升空，最终在怀柔逼降，周宇驰、于新野饮弹，机长陈修文受伤，报出了机上计划北飞外逃的全部经过。
直到中午，吴法宪才得到允许回大会堂汇报。对他而言，最艰难的不是通宵工作，而是那段“真空期”的含义。表面上，他仍是司令员，可实际指挥权已转到李德生手中。多年之后，他在狱中回忆那晚，说自己是“奉命行事”。然而，历史的辙印已成，解释再多，也难以扭转局面。
李德生离开空军大院时，街头已经天光微亮。他看着报告单上“02：50越境”几个黑字，沉默良久，把表格交给来人。那一天，他做了军人最本能的事情：守住空域，封死跑道。至于吴法宪，日后被审查、被判刑，那是另外一段章节。九一三只是序幕，权力与忠诚的考验，早在那架蒙着夜色的三叉戟腾空时，就落下了不可逆转的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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