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11月的南京已入深秋。晨雾漫过玄武湖面，一辆吉普车悄然驶离解放军军事学院大门，车里头发斑白的陈颐鼎掩上车窗，回首望了望身后那栋灰色三层小楼。这位黄埔三期、北伐老兵、抗战名将，刚刚把教官徽章郑重交还给院长，转赴省政府任参事。谁也不知道，他此刻想起的，却是十一年前那一场生死未卜的俘虏经历——风声鹤唳的1947年仲夏。
那时的鲁西南战役进入尾声。70师兵力单薄，弹药枯竭，陈颐鼎带着残部突围不成，被刘邓大军一网收尽。战火散去，他被押往野战军指挥所，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自己这一条命多半到头。路上，他悄悄把手表塞给副师长罗哲东，嘱咐道：“若我回不去，替我带给家里。”罗哲东只低声回了句：“陈兄，咱们听天由命吧。”短短一句，掩不住凄凉。
让人意外的是，审讯并没有如期而至。看守只说：“首长要见你。”那晚，月色淡薄，陈颐鼎被领进一间临时指挥室。油灯下，一张圆桌，四菜一汤，还冒着热气。刘伯承从里间走出，摘下军帽：“陈将军，请坐。”几句话，却拆掉了陈颐鼎心里的防线。他原以为的枪口，竟变成了酒杯。
席间，刘伯承先提起淞沪会战与光华门，逐条复盘当年的急行军、近战拼刺、伏击坦克。“你那招用树桩堵履带，后来也被我们研究过。”话语平和，却透出惺惺相惜。陈颐鼎端着酒盏，手微颤：“我败给您，无话可说。”刘伯承摆手：“战场无常胜将军。可贵的是汲取教训，为这片土地再出力。你愿不愿留下？”
一席淡酒，两个人像是在谈战术，又像在交换命运。陈颐鼎很快作出决定：留在解放区。此时距他受降台湾才两年。1945年10月，他率70军四万人在基隆登陆，手握《受降令》，见惯自命不凡的日军行礼致敬。那股民族自豪感，曾让他坚信自己选对了路。奈何2046年内战、兵火连天，追随蒋介石，他终被推入新的深渊。
改造生活并不轻松。三年里，他耕种、扫地、读马列，写心得。南京解放前夕，国民党几度催促其妻丁志凡去台，她却守着老宅，笃定丈夫尚在人世。1951年春，大江解冻，陈颐鼎获准返宁。一进家门，老宅烛火摇曳，他与妻子相对无言，泪水先落。
同年夏天，中央军委批准在南京组建军事学院，刘伯承被任命为首任院长。难题马上出现：新式战兵学需求迫切，可本系统教官寥落。于是，“请旧军官执教”成了突破口。陈颐鼎名列首批名单，却三次躲在家中推辞。原因很直白——“我怎么教那些把我打败的小伙子？”刘伯承则连跑三趟。第二次去时，陈颐鼎病在床榻，仍被诚意所动；第三次，刘伯承干脆把他请到光华门遗址，借破败城垣唤起旧忆——成败不过瞬息，历史却得后人总结。
就这样，1951年秋，55岁的陈颐鼎站上讲台。黑板上粉笔划出一列日军坦克推进箭头，他用沙哑的声线讲述当年如何以树桩阻断履带，怎么在夜色下组织穿插袭击；随后又直陈败因：指挥层级混乱、火力配置落后、后撤预案缺失。学员席里，许多参加过解放战争的年轻军官凝神聆听，笔记写得密密麻麻。有人课后感慨：“今天才算见识了什么叫血战经验。”
在南京的七年，他坚持与学员同吃同住，上午讲战史，午后挥汗演示刺刀操。老人家最爱说一句话，“打过败仗的人，才知道胜利多难。”1960年代初，学院选编《外国军史》教材，很多关键日军档案只有他能译注；谈起克劳塞维茨、李德哈特，他张口就来，却从不以“专家”自居。
离开军校后，陈颐鼎转身投向地方政务。江苏的工业布局、粮食调度、台胞联络，都能看到他奔波的背影。1988年，省黄埔同学会成立，他被推为会长。已是八旬老人，常坐绿皮火车下乡，连接散布各地的老部下。有时夜深，他会翻出那张“受降典礼”旧照，指着照片里的台北公会堂自语：“那一刻，不换。”
1995年初，陈颐鼎病情恶化。住院前，他还叮嘱子女把那块当年准备送给罗哲东的老怀表收好，说是“压箱底的纪念”。腊月里，他在病榻上合上双眼，终年八十九岁。消息传到南京军事学院，一位老学员站在操场沉默良久，轻声念道：“百胜难虑敌，三折乃良医。”这句话，依旧在耳畔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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