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一下，你站在十九世纪末福州郊外的荒野上。一位英国女画家正支起画架，眼前的景象令她着迷：一座八角形的小塔伫立在草丛中，青砖黛瓦，古朴雅致。
塔身不过一米多高，侧面开着一个小巧的方洞。在她的眼中，这无疑是当地富绅为饲养白鸽而修建的精致巢穴，充满了东方田园的诗意。
她甚至构思好了画面：白鸽在塔顶盘旋，夕阳洒在古旧的砖石上。当她为了捕捉光影而靠近这座建筑时，某种看不见的东西重重地击碎了她的幻想。
那不是鸽子的咕咕声，也不是干燥的稻草味，而是一股浓烈到几乎让人窒息的恶臭——那是腐烂的肉体、烧焦的骨头和陈年石灰混合在一起的味道。
这座被误认为“白鸽巢”的建筑，真名叫做“婴儿塔”。
在那个被后世无数次剖析的晚清时代，这座塔并非什么风景名胜，而是封建礼教下最令人胆寒的注脚。它不仅是一座建筑，更是一套高效运转的死亡处理系统。当地人称之为“在此处”，一个听起来随意得近乎冷漠的名字，仿佛这里丢弃的不是鲜活的生命，而是一堆不再需要的破碎瓷器。
这在当时连一斗优质大米都买不到，却足以买断一个婴儿的生路。挑夫们不需要复杂的工具，一根磨得发亮的扁担，两只深不见底的箩筐，便是运送死亡的全部装备。
当一户人家决定放弃某个刚出生的孩子，他们会像处理过期货物一样，将还在襁褓中啼哭的婴儿塞进篮筐。
挑夫挑起担子，穿过喧闹的街市，路人对此视若无睹。这种麻木比死亡本身更令人心惊，因为在当时的社会语境下，这不再是一场谋杀，而是一种被默许的生活方式。
到达婴儿塔后，过程变得机械而高效。没有告别，没有眼泪，挑夫只是熟练地将篮筐对准那个离地数尺的黑洞，倾倒而下。
塔底深陷地下，没有出口，孩子坠入其中，若是当场摔死反而是种慈悲；若是活着，便只能在黑暗中与层层叠叠的尸骨为伴，直至饥渴或窒息夺走最后一口呼吸。
为了防止尸体堆积溢出，管理者每隔几日便会向塔内倒入煤油或生石灰，一把火点燃。烈焰在狭窄的砖塔内升腾，黑烟带着焦臭味飘散在荒野之上。这并非宗教仪式中的火葬，而是一种纯粹的垃圾清理手段，目的是为下一批“货物”腾出空间。
在这座微型的屠宰场里，死亡有着明确的性别指向。西方观察者和地方志的记录拼凑出了一个冰冷的数据：塔内的死者，超过百分之九十五是女婴。
这揭示了婴儿塔存在的根本原因并非单纯的贫穷，而是深入骨髓的功利主义与性别偏见。在宗法社会的算盘上，女孩无法继承香火，无法提供劳动力，是只进不出的“赔钱货”。
有人试图用“贫穷”为这种残忍开脱，认为这是穷途末路的无奈之举。事实却给出了相反的答案。在那堆积如山的尸骨中，人们常能发现包裹着丝绸锦缎的婴儿，她们来自高门大户。
富裕家庭为了求得男丁，或者仅仅因为厌恶女婴，同样会毫不犹豫地将亲生骨肉送入塔中。更有甚者，迷信思想将夭折或被遗弃的婴儿视为“讨债鬼”，认为只有将其镇压在塔内或烧成灰烬，才能保佑家族免受晦气侵扰。这种将杀戮合理化、神圣化的逻辑，让每一个行凶者都心安理得地洗清了手上的鲜血。
短短一个多月，这个十平米的小屋便被两百多名弃婴填满。除了病患儿，工作人员震惊地发现了大量身体健康的女婴。
监控探头记录下了令人心寒的画面：深夜里，挂着外地牌照的豪华轿车悄然停在路边，衣着光鲜的父母匆匆将孩子丢进安全岛，随即猛踩油门扬长而去。
那一刻，现代化的豪车与百年前挑夫的箩筐没有任何本质区别，它们都只是运送“累赘”的工具。那张用来包裹婴儿的昂贵毛毯，与百年前塔内的丝绸碎片一样，讽刺地证明了：抛弃孩子的理由，从来都与经济能力无关，只关乎选择。
物理上的“婴儿塔”倒塌了，但那座构筑在人心深处、漠视生命的“心塔”依然坚固。在某些人的潜意识里，孩子依然被视为私有财产，是依附于父母意愿的存在。
只要不符合预期——无论是性别、健康状况，还是仅仅因为影响了生活质量——就可以被随意处置。
这种思维模式比那座实体石塔更可怕，因为它隐蔽在法律与道德的夹缝中，披着现代生活的外衣，让人防不胜防。
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秩序化的社会里。想要驾驶汽车，你需要通过严格的理论与实操考试；想要行医治病，你需要漫长的学习和资格认证；甚至想要开一家小小的餐馆，也需要获得卫生许可。
社会通过层层门槛来确保关键岗位的胜任力。在这个世界上，唯独“做父母”这一项关乎生命塑造、决定另一个人类命运的“职业”，不需要任何考试，不需要任何资格认证，全凭生理本能。
我们愤怒于晚清婴儿塔的残忍，是因为我们在那座塔的阴影里，看到了人类基因中某种从未被剔除的兽性。
如果有一天，生儿育女需要像考驾照一样经过严格的资格审查，考核一个人的人格健全度、责任感以及抚养能力，那么我可以断言：当你环顾四周，甚至审视镜中的自己，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现任的父母，恐怕连走进考场的资格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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