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七年仲夏，湘赣边界的山村被闷热包裹，屋檐下却忽然传来撕心裂肺的哭喊。时任工农革命军总前委书记的毛泽东在村口宿营，听到呼救声立刻撩开门帘，径直奔向声源。土墙屋里，一名十来岁的小姑娘被两位亲戚按住，布条紧紧缠绕她的脚踝，鲜血顺着脚背滑落。“住手！”他脱口而出。那一声坚定，像山风一样扫过闷热空气，也吹散了屋里因传统而凝固的沉默。
临时卫生员忙着为女孩消毒包扎。母亲红着眼辩解：不裹脚，闺女将来没人要。毛泽东蹲下身，轻轻拍了拍女孩的肩，“脚是走路的，不是给人挑拣的饰物。”随后他转向父母，“解放天下先得解放脚，要是你们信我，就此作罢。”一家人面面相觑，最终点头。第二天，毛泽东在村头茶场召集乡亲，宣布军规：红军驻扎之地，一律禁止缠足。有人低声嘀咕：“祖宗规矩能改？”毛泽东甩下一句：“陋习不配做祖宗。”
批判脚缠布条的念头，并非仓促而来。倒退二十多年，一九〇〇年前后，韶山冲的私塾里，小学徒毛润之常被祖母叮嘱“别笑话女人的小脚”。可八岁那年他第一次见到下田的婶娘跌倒，三寸金莲连稻梗都踏不稳，那一幕深深刻进记忆。后来在长沙求学，他接触到《新民丛报》《民报》，梁启超质疑旧礼教的文章让他豁然开朗：妇女若被束缚于绷带与闺门，民族何来新生？
新文化运动的风暴又给了他思想支撑。一九一八年初到北京大学当图书管理员，陈独秀、李大钊常在红楼讨论“民主与科学”。某次茶余，毛泽东问陈独秀：“先生倡新文化，可还要不要孔孟？”陈独秀思忖片刻：“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这一语点醒了他——裹脚正是糟粕中的糟粕。
从北京回湘组织工人夜校期间，他开始在讲课里加入“废缠足、破包办”的章节。课后有纱厂女工围上来，小声问：“脚都放开，会不会被人笑？”他笑答：“笑不过三天，走路方便一辈子。”这些话像星火，在女工宿舍悄悄蔓延。
时间推到一九二八年初，井冈山根据地建立不久，《工农通讯》第一期全文刊出“女子放脚倡议书”。署名“润之”。文中写道：妇女若想与男子并肩挑稻谷、拿步枪，先得摆脱脚上的绳索。一位老红军回忆，这篇短文成了后山村落最流行的读物，放脚的姑娘被称为“新脚妹”。
批改旧俗的决心并未停留在山中。一九四九年解放军横渡长江前夜，毛泽东在西柏坡翻阅地方调查表，上海、北平妓院人数触目惊心。深夜，他对周恩来说：“解放城市，先解放妇女。”翌年，《共同纲领》公布，要求各级政府在三年内取缔妓院并开展职业训练。彭真负责的北平第一所“新生学校”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诞生，三千余名被迫卖身的女子学会了缝纫、医护、会计，绝大多数重新走入正常生活。
一九五〇年五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正式实施。文件第十条列明：禁止缠足。其实，此时全国绝大多数脚布已被扯下，但用法律确认，等于给那些仍犹豫观望的家庭吃下一颗定心丸。民政部统计，当年夏末各地“放脚登记”达到九十五万人次，湖南、江西、福建等旧俗盛行省份的数字格外醒目。
有人曾疑惑：为什么一个革命领袖要花这么大力气在女人的脚上？答案被写进毛泽东一九四四年的一封信：“妇女解放之彻底，始于抬脚之自由，终于人格之独立。”字迹遒劲，没有一句口号，却比口号更有穿透力。
再回到那位在万寿宫被解救的小姑娘。她后来跟随红军参与长征，于二郎山顶端，山风猎猎中同男战士一道架桥搭索，同行者至今记得她翻越雪山时抬脚丈量冰缝的身影。新中国成立后，她在西南负责推广识字班，常把自己那双脚给学员做教材，“你们看，没有裹过脚，才能来回奔走”。
历史的齿轮不会倒转。裹脚布拆掉了，包办婚姻被禁止了，妓院的灯牌熄灭了；这些规定并非纸上谈兵，而是镌刻在一代人走南闯北的足迹里。毛泽东当年一句“我要废除这个陋习”，听来简短，却改变了千百万女性的命运，也让旧中国沉重的脚镣自此成了博物馆里的陈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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