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10月4号一大早，地点在山东博兴县五区马庄那块儿。
原本安安静静的高粱地，冷不丁被两声枪响给炸开了。
这场面简直跟唱戏似的：有个人一头栽进路边灰堆里，把他那忽左忽右、反复横跳的一辈子算是彻底交代了。
那个扣动扳机要了他命的，压根不是对他恨得牙痒痒的共产党武工队，反倒是原本负责“护送”他的国民党还乡团。
死掉的这个家伙，名字叫李维汉。
你要是去翻翻博兴县的老档案，上面对这人的死因就写了俩字：“锄奸”。
可要是把这事儿摊开来细琢磨，你会发现这哪是什么简单的锄奸，分明是一场玩弄人心的高端局。
共产党这边一兵一卒都没派去攻城，就靠着一张薄薄的信纸、一个吓破胆的怂包，再加上几句瞎编的话，就借着敌人的手，把这个躲在碉堡里的心腹大患给做掉了。
这里面的门道和算计，哪怕放到现在，也值得咱们回头好好盘算盘算。
想要摸清李维汉的底细，光贴个好赖人的标签没用，你得琢磨他那一套保命的算盘是怎么打的。
这人老家在博兴城关镇贤城村，典型的兵油子出身。
前半辈子忙活来忙活去，其实就为了干一件事：押宝。
抗战刚开始那会儿，他觉得国民党地头蛇靠谱，就跟在广北土顽成建基、李法希屁股后面混，凭着手黑心狠，硬是混到了副团长。
等到1941年，眼瞅着风向不对，八路军越战越勇，老上级成建基快不行了。
这李维汉脑子转得快，领着十几条枪，立马“改邪归正”跑到了八路军这边。
那时候看他，倒像是个真心革命的。
组织上也挺看重他，连他结婚，县长都亲自跑去喝喜酒。
可李维汉骨子里根本不是什么革命者，他就是个搞投资的。
投奔八路军，图的就是保条命、升个官。
等到后来组织让他去县政府当个实业科长，要把手里的兵权交出来时，他那套军阀习气立马就犯了，觉得这是在给他穿小鞋，一赌气，直接撂挑子回家不干了。
日子一晃到了1947年夏秋之交。
这会儿算是解放战争在山东最难熬的时候，国民党大军压境，博兴城又丢了。
在李维汉的小算盘里，共产党看来是“不行了”，以前那个让他害怕的旧世道又要回来了。
于是，这家伙决定再次梭哈。
他拖家带口，一头扎进了博城还乡团的怀里。
为了纳这个投名状，他干了件断子绝孙的事儿：把博城附近村庄里的军属、干部家属名单，一股脑全卖给了敌人。
这一下后果太惨了。
还乡团拿着名单抓人、杀人、抄家。
博兴县椒园村政府门口，来哭诉的老百姓把门槛都快踩烂了。
这时候的李维汉，虽说是躲在博城那坚固的碉堡里，可心里头一直是虚的。
他自己干了什么缺德事自己清楚，所以活得像只惊弓之鸟。
平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行踪鬼鬼祟祟，连老婆孩子的住处都很少去。
他明白，外面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他，有多少把刀子想捅进他的心窝子。
但他算漏了一件事：要想弄死他，有时候根本不需要动刀子。
此时此刻，博兴县长唐鲁夫和公安局长李乃光，却碰上了一个棘手的战术死结。
李维汉这个祸害，非除不可。
这不光是为了报仇雪恨，更是为了止损——他在那边多活一天，咱这边的情报就有可能多泄露一分。
可在1947年9月那个节骨眼上，硬碰硬是不划算的。
强攻博城？
敌强我弱，为了杀这么个叛徒，搭进去一个连甚至一个营的弟兄，这笔买卖怎么算都亏得慌。
派武工队进去暗杀？
李维汉这就跟个王八似的缩在壳里，根本就不露头，哪来的机会？
那咋整？
李乃光局长指关节叩着桌面，吐出俩字儿：“借刀”。
既然咱们打不进去，那就让里面的人自己动手。
这就用上了一个核心的心理学路子：在那种充满了背叛和投机的地方，信任这东西比金子还缺。
国民党那边收留李维汉，也是图个利用价值。
既然李维汉能卖了成建基，能卖了八路军，凭啥就不能再卖了现在的还乡团？
只要让敌人确信“李维汉是假投降”，这颗原本安插进来的钉子，立马就会变成敌人的眼中钉。
这么着，一个精心编排的“反间计”出炉了。
唐鲁夫县长亲自提笔，写了一封信。
这信里的词儿，拿捏得那是相当到位：
“维汉兄大鉴：自从你往南边去了以后，家里一切照旧。
你那边的买卖做得咋样，来信说说！
等你回来，咱们兄弟再一块儿喝酒庆团圆。
祝好！
弟 唐鲁夫。”
你细品这封信，高明就高明在这儿。
要是信里满篇都是“革命大义”或者“秘密任务”，反倒显得假了。
这信写得就像是拉家常，模模糊糊地暗示“你身在曹营心在汉”，这种不清不楚的感觉，最能戳中生性多疑的国民党军官的肺管子。
信是写好了，接下来的难题是：怎么送进去？
这才是决定成败的关键一步。
03 咋就挑了个怂包去送信？
按常理说，送这种要命的密信，怎么也得派个像《潜伏》里余则成那样心理素质超强的特工吧。
可李乃光偏偏反其道而行之。
他把李维汉的一门远亲给找来了。
这人在村里那是出了名的软骨头，树叶子落下来都怕砸破脑袋。
李乃光把他叫到跟前，板着脸演了一出大戏：“维汉同志那不是真投敌，是组织派去卧底的！
这封信可是绝密，关系到他的性命，你一定要悄悄地交给他！”
为啥非得选个胆小鬼？
要是让特工去，遇上盘查说不定真能混过去，甚至真把信塞到李维汉手里。
一旦信到了李维汉手里，他肯定立马烧了，那这反间计不就瞎了吗。
这计策的精髓就在于：信，绝对不能让李维汉看见，必须得让敌人给截下来。
这个胆小鬼的表现，简直是完美配合了这出剧本。
当他走到博城东门的时候，脑子里全是“绝密”、“生死”这些词儿，吓得腿肚子都转筋。
那种魂不守舍、眼神发飘、走路打晃的样儿，简直就是在脑门上刻了一行字：“我有问题，快来抓我”。
站岗的兵眼睛又不瞎，大老远就瞅见这号人了。
上去一通搜身，那封落款“唐鲁夫”的密信，就这么顺理成章地在大白天露了馅。
信件一露馅，李维汉的命数就算是走到头了。
在那帮国民党看来，这证据简直是铁板钉钉，严丝合缝：
第一，这人有前科。
先跟成建基，后投八路，现在又回来，本来就是个两面三刀的小人。
第二，动机说得通。
八路军派人打入内部，这事儿太常见了。
第三，物证确凿。
博兴县长的亲笔信，这还能有假？
当天晚上，李维汉还在被窝里做梦呢，就被薅了起来。
任凭他喊破了嗓子，也没法解释这封他压根没见过的信是咋回事。
这就是反间计最毒的地方：你根本没法证明一件没发生过的事是假的，特别是你的上司本来就不信你的时候。
博城这边的敌人不想脏了自己的手，决定把他押到广饶去，交给他的老上司——那个被他背叛过的成建基。
成建基对李维汉的恨，那是刻在骨头里的。
1943年他的老窝三里庄被端，在他看来全是李维汉这种人搞的鬼。
一听说李维汉是共产党派回来的“内奸”，成建基咬碎了牙下令：“一定要留活口，押到广饶来！
老子要亲手把他千刀万剐！”
10月3号，三百多号人押着李维汉，踏上了通往广饶的黄泉路。
要是按原剧本走，李维汉会被押到广饶，受尽酷刑才死。
可偏偏就在这节骨眼上，老天爷给这剧本里加了一味猛料，让结局变得更讽刺。
10月4号一大早，押送队伍走到了五区马庄附近。
路两边全是高粱地和玉米地，天然的青纱帐。
就在这时候，武工队开火了。
“砰！
砰！”
说白了，这其实就是一次完全没预谋的骚扰。
武工队压根不知道这队伍里押着李维汉，就是看见敌人大队人马路过，习惯性地打两枪冷枪骚扰一下。
可在那负责押送的军官脑壳里，这两声枪响，恰好把整个逻辑链条最后那个扣子给扣死。
他是怎么想的？
“坏菜了！
这肯定是八路军设了埋伏，专门来劫法场救李维汉的！”
如果信是假的，为啥八路军会在半道上埋伏？
既然八路军来救人，那说明李维汉真就是他们的人！
这个军官瞬间面临一个巨大的麻烦：万一李维汉被劫走了，那他回到广饶，面对暴脾气的成建基，弄丢了犯人的他就得掉脑袋。
在这电光石火的一瞬间，恐惧压倒了一切。
军官眼里凶光一闪，吼了一嗓子：“就地解决！
快！”
几个当兵的把李维汉从队伍里拖出来，按在路边的土堆里。
李维汉吓得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还没来得及喊冤，“砰！
砰！”
两枪。
一切都画上了句号。
回过头来复盘这出“借刀杀人”的大戏，博兴县长唐鲁夫和公安局长李乃光，其实只干了前半截活儿：制造怀疑。
后半截活儿，那是靠敌人的多疑和恐惧自动完成的。
李维汉之所以会死，死在三个必然和一个偶然上：
必然的是他那种首鼠两端的投机本性，让他把所有阵营的信任都败光了；
必然的是“胆小鬼送信”这步棋走得太妙，精准引爆了敌人的疑心病；
必然的是国民党内部那种互相猜忌、残酷倾轧的烂泥潭，一旦起了疑心，那是宁可错杀也不放过；
而那个偶然响起的枪声，不过是加速了这个过程的催化剂。
唐鲁夫在那封信里写道“等你回来，兄弟一块喝酒”。
这当然是句假话。
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李维汉确实“回来”了——他倒在了这片被他出卖过的土地上，用一种最荒诞的方式，还清了他欠下的血债。
说到底，对于那些墙头草来说，这世上压根就不存在什么绝对安全的避风港。
当他选择背叛所有人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把自己送上了那条通往马庄高粱地的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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