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6月，一个细雨迷蒙的清晨，平江城西的山坡上新添了一座小小的土坟，没有墓碑，只有几株野菊在风里轻颤。护坟的老兵说：“她走得太急，连名字都来不及留下。”这句话后来辗转传到了北京，彭德怀听完默然良久。那一年，他已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战事方歇，却再没机会亲赴平江探寻这位“她”的下落。直到九年后，他才终于成行。
1958年10月18日，结束对韶山的调研后，彭德怀沿着曲折山道抵达平江县城。同行的，是时任省委书记处书记谭余保。汽车刚驶进县招待所前的小院，土墙上刷着白灰的新标语“超千斤，争上游”格外扎眼。彭德怀下车时第一句话却是：“这里的田，真能长出一千斤粮食？”话音不高，仍带着川湘口音，却把在场干部问得面面相觑。
他没有久谈，吩咐把当天行程写成十条要点，要求挨村去看，“不看田，不算来过”。午饭只摆了三菜一汤——苞谷饭、豆豉辣椒、野菜和一碗鸡蛋汤。席间，县委书记小声劝他多吃两口，彭德怀却埋头扒饭，道：“群众粮仓都不满，当官的还吃得下好菜？”一句话把气氛压得极低，却也让陪座的人暗暗松了口气，知道他对基层并非盛怒，而是心疼百姓。
午后，队伍先到了革命烈士纪念碑。彭德怀脱帽肃立，目光在碑额上停留许久，随后他执意步行返回县委。街巷狭窄，消息却跑得飞快，数百名群众自发跟在身后。警卫员上前低声提醒：“人多，注意安全。”他摆手，只说：“都是乡亲。”这种亲和，不是做给谁看，而是骨子里的自然。
傍晚时分，县委小楼内灯光昏黄。汇报刚结束，干部们松了口气，以为终于可以安排休息。岂料彭德怀抬腕看表，又提议去县一中旧址看看。众人面面相觑，却也不敢推辞。校门关着，门卫认出这位灰呢军装、腰杆笔挺的老人，连忙去开锁。校园里老槐树粗壮苍劲，树皮沟壑间还嵌着当年系马绳留下的磨痕。彭德怀抚摸树干，自言自语：“当年就靠这棵树遮过雨。”
接着，一行人转入紧邻的旧县医院。这幢两层青砖楼已被改成仓库，墙体斑驳。微弱的手电光扫过，一排褪色的大字跃入眼帘——“打土豪，分田地！”、“猛烈扩大红军！”字迹如刀刻，仍显峥嵘。彭德怀怔住，半晌，抬手指着墙面：“胡筠写的。”声音低，却掷地有声，带着久违的激动。随行的年轻干部面面相觑，不明其意。有人忍不住轻声问：“胡筠是谁？”
时间回到三十多年前。1900年冬，一声啼哭在平江东门外的胡家传出，婴儿就是胡筠。少女时代的她不喜闺阁女红，偏爱骑马舞刀。十三四岁时练拳，十九岁时被迫嫁进地主家。偏偏命运转折来得猛烈——1923年，她考入启明女子师范，接触新思想，如饥似渴。剪短长发、参加罢课、上街演讲，一切都让这个原本循规蹈矩的乡绅之女走上了另一条路。
1926年，叶挺独立团挥师北伐。胡筠奉命回乡，动员乡亲支前，又冒雨夜行，为突击队带路强攻天岳关。她熟悉山川地形，常以黑布裹发，腰佩驳壳枪，行走如风。翌年，蒋介石叛变，平江血雨腥风。胡筠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结业后，被派回县境组建游击队。她卖掉陪嫁珠宝，购得短枪几十把，拉起五十余名青壮——这是平湘岳游击总队第二大队的雏形。
1928年7月，彭德怀、滕代远发动平江起义。县城北门破晓攻下，城头红旗招展，胡筠率队自北山杀出，与红五军会师。随后的岁月里，她被推选为平江县苏维埃主席，又兼任游击司令。她擅长夜行奇袭，总爱在地图上画出箭头，一挥手便说：“先打东门，再扯南关旗号，让他们自乱。”敌军曾在通城一带布下重兵，她只用一个时辰就拿下了整座县城。
1931年春，湘鄂赣游击区调整，红八师成立，胡筠担任师长，成了红军里唯一的女师长。遗憾的是，之后的“左”倾路线把她推向深渊。误会、猜疑、残酷斗争，最终将她送进黑暗的囚室。1934年冬的夜里，她在转移途中被秘密杀害，年仅三十六岁。消息传来，彭德怀拍案长叹：“这等忠烈，竟死在自己的队伍里！”
想起这一切，1958年深秋的县医院走廊里，彭德怀眼圈泛红。他抬头望着那一抹朱红，缓缓说道：“她革命最坚决，打仗也最顶得住，这样的人，我们后来再也没遇到几个。”空气里沉甸甸的，连墙角的老吊扇都像是不敢作响。陪同的干部低声道：“彭总，天快黑了。”他没吭声，只是又看了一眼淡去的标语，像是要把那几个字刻进心里。
次日，彭德怀离开平江前，再次嘱咐地方同志：“把烈士的事迹写下来，年轻人要知道他们的血流在哪里。”车子驶出县城，他回头张望，青瓦白墙在晨雾里渐渐模糊。那堵写满誓言的墙，留在了身后，却也留在了他的记忆深处。
多年以后，人们提起平江起义，往往想到“彭老总”，却少有人记得那位豪气干云的女师长。可在1958年的秋风里，彭德怀用几句哽咽的话语，把胡筠的名字重新唤回了历史的光里。或许，这就是老兵对战友最深沉的怀想——不是夸赞自己，而是让后人记得：在革命最艰险的年月，有一位出身地主家庭、剪去长发、破门而出的女将，用短短一生书写了不可磨灭的“朱红色大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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