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初春，风里仍带着寒意。石家庄北面六十多里的行唐县上碑村，五十岁的高如意蹲在自家破土屋前，望着空荡荡的牲口圈发呆。就在几天前，他和老伴唯一的劳力——那头黑黝黝的小毛驴，被人翻旧账，说是他“故意害死”。生产队开会定性：破坏集体财产，赔三百块，还要写检查。对一个靠几亩薄地糊口的老兵来说，这无异于晴天霹雳。
比钱更沉重的，是“现行破坏分子”几个大字像石头一样压在他肩头。老乡们议论纷纷，有同情，也有人冷眼旁观。白天干活，晚上开会，越辩越乱。高如意想据理力争，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嗓子发干，左臂隐隐作痛，那是十七年前渡江时留下的弹片伤。
说起渡江，村里知道他当过兵，却没人清楚他曾在1949年4月21日傍晚，第一个跳下小木船冲上江南岸。那一晚，解放军第23军204师605团2营6连的突击班刚划到江心，一发炮弹把船舷炸开了口子，三名战友当场牺牲，船工昏厥。血流不止的高如意挽着舵柄，吼出一句：“给我划！”残破木船斜斜冲刺。离岸百米时，他把机枪甩到肩头，翻身下水。浪涌，子弹呼啸，他竟像泅渡训练般一步步蹚水上岸。后来那艘船得了“渡江第一船”，他则被战友戏称“渡江第一人”，荣立一等功，受邓小平表扬。可这一切，他从不提。
如今却因为一头驴，成了“现行反革命”的嫌疑人。队里让他赔钱、交待“动机”，否则就要隔离审查。家里除了几袋陈面、一条正长身体的小猪，实在拿不出余钱。妻子急得直抹泪，他想了又想，吩咐外甥：“给我写封信，写给邓政委，就说实情，让他评评理。”外甥迟疑，“舅，这么点事能惊动中央？”高如意只是摆手：“事不在大小，在理不在理。”短短一句话，像他当年端着机枪的背影一样笃定。
信寄出没几天，县里突然炸开了锅。公社书记气喘吁吁闯进高家，挥着一封公文：“中央批复下来了，说是天灾人祸，不追责！”乡亲们听傻了，“真回信了？”当晚，生产队连夜开会，宣布撤销处分，退回扣去的口粮和小猪钱。第二天，县民政、武装部、宣传科排着队上门，挤在他家三间土坯房，一眼就瞥见挂墙角的包袱。包袱一抖，十三枚沉甸甸的军功章哗啦散开，屋里顿时静得能听见风声。谁能想到，这位常年灰头土脸的庄稼汉，竟是共和国一等功的战斗英雄？
追溯到1938年，十九岁的高如意扛着一杆老掉牙的汉阳造，加入晋察冀抗日游击队；1945年抗战胜利，他毫不迟疑跟随刘邓大军南征北战。孟良崮、淮海、渡江，他场场不落；战友换了一茬又一茬，他总是那副憨厚的笑脸。别人劝他升学，他摇头；让他去地方做干部，他也辞谢。他说得笃定：“我枪法行，打仗顶用，写字打算盘不在行，跟着部队冲锋就行。”
战争停歇后，高如意又随38军跨过鸭绿江。1953年回国，他留下了左臂里的弹片、半条听力，还有厚厚一本立功证书。1955年他主动申请复员，自认“字不多识，留队拖后腿”。部队怕他在地方吃不好穿不好，硬要给他安排一个县里粮食局的科员。他却推了：“我就想当搬运工，踏实。”从此，挑袋搬麻，起早贪黑，倒也心安理得。
可生活总有意外。1963年的小毛驴不慎落井，本是自然之灾，三年后风向突变，被人翻旧账，成了政治把柄。若非那封写给“邓政委”的信，很难想象他还能否全身而退。信里不过寥寥数百字，开头一句：“首长，我是当年605团高如意，恳请查明真相。”昔日二野老政委翻看材料后批了“查清事实，妥善处理”八个字，层层传到地方，救了老兵的清白。
风波平息，县里有人劝他“趁热打铁”申请改善待遇。高如意仍是那句话：“国家有更难的人要管，咱能凑合，就别添麻烦。”多年后记者问起，他乐呵呵地拍着衣兜：“政府给的优抚金够花，日子穷是穷，可踏实。”
1995年，136师首长率人探望。那天他正赶着骡子犁地，见到老首长，往地上一坐，“来啦？”——短短两个字，带着泥土的温热。首长握着他粗糙的手，红了眼眶。临别前，塞给他些钱，他却转手买了村小学一批课桌，说是“娃娃们识字，比啥都强”。
时间走到1999年，他应邀赴京观礼五十周年国庆。列车上，同行老兵穿皮鞋西装，他还是那双补了又补的黄胶鞋。有企业家硬塞羽绒服，他愣了愣，只说：“心意领了，给更需要的人吧。”后来，军报记者把这一幕写进了通讯稿，标题只用四个字：“他仍当兵”。
2003年冬，突发脑血栓的高如意住进县医院。治疗费用大部分由部队承担，老伴却坚持节衣缩食给他买药。康复后，他再也拉不了犁，但每天拄着拐杖去地头转转，嘱咐儿子们“种地要细，莫偷懒”。乡亲们笑他“还当自己是班长”，他憨憨一笑，没回嘴。
2007年1月30日，丧钟敲响，灵车缓缓驶出上碑村。沿途簇拥着人群，花圈最前的一幅写着：“渡江第一人高如意永垂不朽”。随行的老兵抬起棺木，神情肃穆。有小伙问：“他到底立过多大功？”另一位白发老兵低声答道：“半个连的命都系在他身上。”话音未落，寒风里已有人抹泪。
他留下的那本旧日记，被儿子收在木箱最底层。扉页写明一行字：“生为人民兵，归作田野人。”寥寥十三字，将他半生勾勒得清清楚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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