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春,北京城风沙尚未散去,外交部的灯彻夜不灭。一份来自东京的密电写着“鸠山内阁考虑打破僵局”。就在那年,周恩来在日记里圈出一句话:势必有一场长跑。长跑的起点并不在会场,而在民间的温水中。
日本战犯归国的列车于1956年缓缓驶离抚顺,车窗内外,人们挥手无言。宽大处理的决定,让许多日本民众第一次直观地感受到中国政府的善意,这股善意像细流,后来汇入了澎湃的大河。三年后,《中日民间贸易备忘录》落笔,双方货轮频繁进出天津港与神户港,货仓里除了大豆与化肥,更装着彼此谨慎而复杂的心思。
不过,气温上升并不意味着没有寒流。1957年岸信介上台,把“对华强硬”挂在嘴边,航线突然冻结。北京的外交人员把档案盒重新封存,那些预备好的接待方案只能搁在抽屉。直到1960年春,岸信介在反对声浪中谢幕,池田勇人重开谈判窗口。那年,人们习惯把“风向”两个字写在报纸边角,看看它究竟指向哪里。
真正的转折点还是1969年。尼克松团队暗中接触北京,联合国大会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美国人一句“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让东京政坛坐不住了。田中角荣此刻判断:再拖,历史红利就要旁落。1972年夏,他召开闭门会,一句“与北京建交符合日本长远利益”拍板定音。
9月25日,羽田机场跑道上,一架政府专机滑行起飞。机舱内,田中翻看新华社外事年表,自言自语:“周恩来等了我许多年。”这句低声呢喃,同行的外务省官员清晰记得。五个小时后,飞机落在首都机场。周恩来身着灰色中山装,抬手示意,镜头抓拍到了那只略弯的右臂。
当晚的钓鱼台,谈判桌前没有寒暄式套话,双方把难点直接摆上来:“复交三原则”与“战争赔偿”是两座大山。田中认赔款不现实,周恩来则坚持原则,却也给足对方体面。角力延续至午夜,最终以日方“深切反省侵华”并承认台湾归属中国收尾。文件草稿打印出来,双方代表核对文字,据说仅“表示遗憾”四字就改了三遍。
进入签字前夜,周恩来突然抬头问:“明早你准备用什么笔?”田中笑答:“毛笔更显郑重。”对话不过两句,却暗藏机锋。周恩来心知肚明——自己右臂旧伤,提笔困难,若日方用毛笔,镜头下的动作会显生硬。他略一沉吟,轻声回道:“这可是将我一军,我平日多用铅笔了。”
第二天早晨,人民大会堂大厅灯光柔和。签字桌两侧,工作人员已摆好毛笔与钢笔各两套。田中先伸手拿起毛笔,周恩来却转而选择墨色走珠钢笔。短暂停顿,田中随即放下毛笔,也握起钢笔。镜头捕捉到两位领导人几乎同时落笔的瞬间,外界只见举手投足自然流畅,并未觉察背后一夜的斟酌。
文件签毕,两国国歌在大厅回荡。12时05分,新华社发出新华社特急电:“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政府今日共同发表《联合声明》,宣布自即日起建立外交关系。”一句“自即日起”,意味着27年的隔阂就此画上句点。东京交易所随即上涨,中国沿海码头也开始加班加点,准备迎接新的船期。
此后三个月里,日本企业代表团络绎不绝地抵京。丰田考察团在首钢热轧车间的安全盔上贴着“友好第一”小标语,引来工人们的好奇围观。广州广交会上,樱花牌瓷器和熊猫牌收录机摆在对面摊位,本土商人第一次近距离比较价格。有人算过一笔账:若两国贸易额以每年二十亿美元增长,五年后就能追平日本对欧美出口的一成。这种“算盘声”在当时昼夜不断。
值得一提的是,签字后的那个晚上,周恩来请田中一行在钓鱼台用餐。席间,老厨师特意准备了扬州狮子头。田中咬下一口,连说“像极了故乡肉丸”。周恩来放下筷子轻问:“味道如何?”田中答:“柔软,但有骨气。”短短一句客套,却巧妙回应了前夜的“毛笔之争”,宾主相视而笑。
合影时,周恩来仍把右手按在腰间,他尽量让手臂显得自然。田中略微前倾,身体语言释放出的善意不言而喻。照片刊出后,许多国内读者第一次注意到总理姿势的由来,却没人提及那根从未使用的毛笔——它被收进档案,编号为“72·9·29-签字备品”。
此后四十余年,中日关系经历波折,但那日的联合声明依旧是所有谈判桌上的原点。历史学界常说,外交不止是文书与口号,更是细节与分寸的艺术。田中手里的那支毛笔,周恩来握住的那支钢笔,悄悄记录了一个时代的呼吸,而呼吸的深浅,又决定了后来整个东亚的温度。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