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7月23日清晨，云雾还缠在庐山的峰峦之间，山路上一辆黑色吉普车开得飞快。车里坐着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他刚从东谷岭的会议住地折返，神情紧锁。抵达牯岭镇的小别墅后，他几乎没摘帽子就推门进屋，只说了一句话：“小水，东西收拾好，马上回南昌！”
水静一怔。她在庐山陪同中央首长已十余日，做东、招呼、安排舞会样样不落，本想会议结束前都不会下山。丈夫忽然发话，必有隐情。她刚要追问，杨尚奎顺手关上门，压低嗓音：“主席有事，要你去完成。”语气既郑重又带着一丝难掩的喜色，“这事只能你去。”
原来，当天一早，中央负责保卫工作的方志纯与杨尚奎碰了面。毛主席正酝酿一个心愿：请贺子珍上庐山见一面。自1940年延安分手，两人已各自走过近二十个春秋。如今主席人在庐山，贺子珍又定居南昌，地利相近，机会难得。可这事不能大张旗鼓，只能悄悄进行；放眼江西，最稳妥的联络人只有两位：方志纯的夫人朱旦华，和杨尚奎的夫人水静。
消息一出，杨尚奎立即想到妻子与贺子珍“姐妹相称”，便火速折返交待。听到缘由，水静没来得及掩饰心中激动，脱口而出：“那太好了！”声音虽低，却透着由衷的欣慰。她知道，贺大姐心里那根绷了二十年的弦，或许终于能放松一回。
水静是湖南人，当过地下交通员，抗战时期就在江西做统战工作。解放后，她随丈夫调任南昌，爱说笑，也精明能干，在干部家属中口碑极好。1958年，贺子珍应中央关怀，由北京迁居南昌疗养。水静常登门探望，两人聊战地往事，也说家常，情同至亲。
杨尚奎再三叮咛：“行动保密，先别让贺大姐知道要上山见谁，省得她太激动。接到人后，直接送大佛岭二十二号，那里已经安排好了房间。”水静点头答应，返身就去整理行装。半小时后，吉普车卷起尘土下山。司机是省公安厅的小何，嘴紧手稳；路线也选了最偏僻的公路，避开游客。
南昌城头热浪翻滚。傍晚时分，水静敲开贺子珍位于子固路的老式小洋房。听说是来请她去庐山避暑，贺子珍先是一愣，随即摆手：“我又没有工作，别给省委添乱。”随行护士卢泮云却在旁劝：“姨妈，这几天气温三十八度，山上凉快得很。”几句寒暄后，贺子珍终于答应：“那就劳烦你们了。”
临别前，水静只说“明天下午准时来接”，再无多话。那夜，贺子珍翻来覆去睡不着，她把陪伴多年的草色军装、旧皮箱又整理一遍，心里却说不清是期待还是惶惑。
24日下午三点，车子准时抵达。随行的不仅有护士，还有贺子珍最信任的警卫员张惠先。一路出城后，高温渐退，山风吹进车里，汗味也淡了。到了海拨700米的白鹿洞书院附近，路边松涛阵阵。水静轻声开口：“大姐，其实主席在山上，很想见您。”车厢内瞬间安静。半晌，贺子珍双手紧握：“真的吗？”声音发颤。水静点头，“真的，他一直惦记。”
车队晚餐前抵达二十二号别墅。房门口没有标牌，只有两名卫士守着。贺子珍住进二楼朝南的小间，窗外松针低垂，偶有雨丝飘进。她足足坐了一个小时，才让卢泮云替自己梳妆，换上那件深青色旗袍，外罩一件灰呢短衫，整个人显得极其安静。
夜色深沉，九点整，水静陪同贺子珍，循灯光来到东谷岭180号。门一开，主席住处的卫士封耀松快步迎上前，“首长等您们。”他认得水静，却识不出这位面容和蔼的女客。等到两人迈上木制楼梯，走廊尽头传来毛主席沉稳的脚步声。那一瞬，无需多余语言，两位曾经并肩跨越湘江、翻过雪山的老战友，隔空相望。
楼下值班室里，封耀松忍不住低声问：“她是谁？”水静轻轻答：“井冈山的贺子珍。”年轻卫士猛地挺直了腰。随后两人再无交谈，只听见楼上传来断续的交谈声，忽而低，忽而轻。半个多小时后，木楼梯嘎吱作响，毛主席亲自送贺子珍到楼下，握了握她的手，目光柔和。贺子珍微微欠身，却什么都没说。
第二天清晨五点，山雾未散，水静陪着贺子珍下山。车子过五老峰时，东方刚泛出鱼肚白。贺子珍侧身看向车窗外，说了一句：“能见上一面，就好。”声音极轻，却把二十年牵念都化在那一句里。
回到南昌，水静向丈夫作口头汇报。杨尚奎只说：“任务完成，就别外传了。”随后，庐山会议继续进行，各种激烈争论在山顶升温，而这段小小插曲，被埋在崇山密林之间。
不过，毛主席没有忘记东道主夫人的辛劳。数日后，他在180号备下几道家常湘菜，特地请水静与朱旦华共进午餐。席间主席提起两位同志多年前的烽火岁月，话不多，却句句温和。饭后他挥手：“代我向贺大姐问好。”一句嘱托，让人心头一暖。
严格的政治议程、紧绷的神经，也需要一丝人情味去调和。庐山会议的史书篇幅，总是把笔墨更多留给政策交锋，可在会议背后，一次默默进行的“秘密接人”，照出了另一面：战友情谊、组织信任，以及革命年代留下的深沉牵挂。若没有水静这样稳妥细致的人物，任务恐怕难免生波折；若没有杨尚奎的果断，机缘也许就此错过；而贺子珍终能在暮色中的木楼里，与昔日战友对视片刻，彼此交换一个不言而喻的眼神——这便是战争硝烟后最质朴的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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