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八年仲春，豫西山区依旧寒气逼人。就在四月二十日，军委急电抵达陕州分指——刘伯承、邓小平联名命令：“由陈赓统一率领第四、九纵等部，发起宛西作战。”电文寥寥数语，却宣告了一个重要转折：独立一年有余的“陈谢集团”结束单飞，提前回归晋冀鲁豫野战军序列。这一步埋下了后来职务调整的伏笔，也让“准战略集团”司令员陈赓的去向成为前线将士关注的焦点。
从头说起，还得追溯到一九四七年盛夏。那年七月，三路大军渡黄南进，军委决定把四纵、新建九纵和起义改编的三十八军八万余人捏合成“陈谢集团”。集团两大主官是老同学陈赓、谢富治，名号虽俗，却是专为豫西和伏牛山区的战略突击而生。不同于普通兵团，这支部队直接听令中共中央军委，级别略低于东北、华北等五大野战军，却高于一般野战兵团，军内戏称“准战略集团”。
陈赓此时手握四纵、九纵两柄利刃。四纵三万二千、九纵两万，外加三十八军两个师，论兵力已压过刘邓身边的一、二、三纵。武器方面，洛阳缴获让这支队伍“鸟枪换炮”，火力跃升。难怪当时前线传出“人强马壮”的赞叹，甚至有四纵干部私下里拍胸脯：“这回总算回来给大哥撑场子！”一句大话，却也无意中给陈赓平添了些尴尬——毕竟，兄弟部队方才苦战千里，这边却显得底气十足，难免让人心里不平衡。
有意思的是，就在外界揣测陈赓是否会被扶正、另树一旗时，军委却启动了另一轮大调整。战局东移，徐蚌会战一触即发，原先酝酿的“豫鄂陕野战军”计划被叫停，陈谢集团自然要还编。五月，中原野战军成立，七个纵队归口，首长班子是刘邓挂帅，陈毅、李先念分列两席副司令。名单一出，不少人惊讶：陈赓去哪儿了？
表面看，资历不够似乎是原因。陈毅在新四军时期就是总指挥，党内中央委员；李先念早在红军时代任军政高职，同样是“七大”中央委员。反观陈赓，虽是黄埔一期名将，却仅为候补委员，往上排资论辈确实吃亏。刘伯承曾私下同人谈起：“老陈好，但中野副司令员，两位老同志更合适。”一句并非敷衍，而是组织平衡的现实写照。
不过，若因此认定陈赓被“边缘化”，就失之片面。中野编成后，豫东、淮海两大战役中，陈赓先后受命组建“西兵团”“东突击集团”，统揽数纵乃至跨军区部队。参谋处整理电文时，常见刘帅划线批示：“可由赓字电处。”这在野司层面，已是仅次于副司令的信任。
进入一九四九年二月，四大野战军统一改番。中野易帜为第二野战军，陈毅、李先念奉调他任，野司干脆取消副司令员编制。于是，“落选”之说再度传出。其实，此时野战军已下辖第三、四、五三个兵团，各兵团司令就是前线作战指挥的第一责任人。增设野司副职反倒显得重复。正因如此，二野总部只保留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等核心岗位。
在这盘新棋中，陈赓受命兼任第四兵团司令员、政委，一肩挑的罕见配置凸显他的分量。放眼全国十六个主力兵团，同享此殊荣者仅王震（第一兵团）、肖劲光（第十二兵团）而已。上级电令传到兵团指挥所，参谋长谭冠三感慨：“一人两顶帽，老陈你可得多保重身子！”陈赓哈哈一笑：“腿里的弹片还在，可路总得有人走。”短短一句，透出自谦与担当。
除此之外，二野的前敌委员会名单尤值玩味：刘、邓、张际春、陈赓、李达五人。能跻身前委的，非大军要角莫属，兵团级仅陈赓一人。换言之，他虽未戴副司令帽子，实权却并未缩水。新中国成立前夕，第四兵团奉令南下，与四野第十五兵团合编为“东路军”。千里奔袭，两度渡江，直取广州、柳州，均由陈赓总揽全局。如果只是普通兵团司令，无论级别还是党内身份，都无法负荷如此任务。
外间常用“落选”二字概括陈赓在中野、二野的职务变化，却忽略了大局变化中的组织安排。解放战争末期，野战指挥体制向“野司—兵团—军”三级过渡，副司令员岗位在一、三、四野有着特别原因方得保留；二野战区宽广但指挥线相对简洁，刘邓授意“减层提速”，因而宁缺毋滥。陈赓若再入野司，非但于事无补，还会抽空第四兵团主官储备，这在即将大规模南下时并非最佳选择。
再回溯早年，陈赓的职务曲折也确实让他在资历上滞后。新集负伤赴沪、龙华脱险、特科暗战，这些传奇经历虽耀眼，却让他错过红军中后期的多次扩编提拔，战区体量大于个人际遇，这一点他自己比谁都看得透。所以当有人替他抱不平时，他反倒劝道：“组织自有安排，咱只管打好仗。”
遗憾的是，战后不久，陈赓又一次在旧伤之后的病痛缠身中辗转医院。大军东进时，他仍嘱咐部下：“记住，南方山高林密，不可轻敌。”这种前瞻判断在后来的桂柳战役中屡屡得到验证，并为二野减少了许多不必要的牺牲。
一九五五年授衔那天，陈赓名列十大将。外界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当年几次“落选”并非失意，而是时势与体制使然。军衔上的金星，只是对他多年独当一面的肯定。有人说，陈赓一生像他的佩剑，锋利又内敛；也有人感慨，这位黄埔骁将的荣光，早已深埋在那一条遍布弹片的腿里。追问他缘何无缘中野副帅，答案其实早已写在战场的硝烟和军委的电报里——那是特殊时局下的组织布局，更是对一位名将“该在前线，就让他在最锋利的尖刀上”的深谋远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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