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3月的一个雨夜，南京梅园新村灯火通明。门口警卫看到一位须发皆白的老人拄杖而来，急忙通报。片刻后，周恩来跨出屋门，握住老人双手：“六伯父，您总算来了！”这句话，让围观者才惊觉，眼前的客人竟是总理的伯父周嵩尧。

彼时，国共谈判已陷僵局，时局扑朔。周嵩尧依旧坚持来见侄儿，只为探一探国家兴亡大计。短暂交谈后，他告别返回扬州。谁也没想到，这场会面，会直接为五年后的另一段因缘埋下伏笔。

时间跳到1951年7月29日，北京北海公园静心斋。翠竹掩映间，政务院文史研究馆宣告成立。符定一出任首任馆长，柳亚子、章士钊、齐白石等名家在列；名单最后，却赫然出现“周嵩尧”三字。熟悉周恩来行事风格的人纷纷侧目——他一直强调“公私分明”，为何此刻破例？

答案要追溯到半个世纪前。1873年7月17日，清同治十二年的夏日，江苏淮安驸马巷里，周家第六子呱呱坠地。光绪二十三年，24岁的他高中丁酉科举人，随即入漕运总督府做文案，展露不俗才华。1908年，姨父郑仁寿致仕，他接掌江北大营文案长。他手腕精巧、笔札精准，很快得到提督王士珍青眼，直至入京在仁寿殿面圣。慈禧一句“此子可用”，便把他送进邮传部路政司任郎中。

清亡民国兴，周嵩尧仍受重用。江西、江苏督军署秘书长，手握文电机要，却始终洁身自好。民国政府授予二等文虎、二等嘉禾勋章，皆因他擅长“纸上调兵”，却不扰民户。正因这份资历，后人往往忘了，他早在1915年就为“反对称帝”付出代价。

那年冬天，袁世凯密谋登基。大帅府里一片庆贺，唯独秘书周嵩尧递上直言折：“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独良心不可欺。”袁看罢沉默，脸色铁青。不到月余，周被冷落出局，自请还乡。朋友劝他低头，他摇头：“苟利国家，岂作胁从？”

回到家乡后，他在扬州筹建“冶春后社”，吟诗、写碑、刻印，借古琴与猿鹤为伴。1937年日军南侵，扬州陷落，他三次婉拒伪方劝降。面对威逼利诱，他干脆迁往高邮湖畔躲避。“日本人要我做事？休想！”这是家人记得最清楚的一句话。

抗战胜利后，他卖掉古董，凑路费奔南京探望周恩来。那夜的梅园对话，他说：“天下将定，只盼百姓得安。”周恩来答：“守得云开见月明，伯父自当再为天下用。”这番承诺，在1951年兑现。

新中国百废待兴。政务院准备设立文史研究馆，为安置高龄学者，也为存史、资政。符定一、柳亚子推举人选时，周恩来递上一张纸条，上书“周嵩尧”。齐燕铭诧异：“总理这是？”周恩来轻声道：“他有过两件德政，此举合乎公义。”此后，“六伯父”与四十四位馆员一道，被正式聘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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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两件德政”并不神秘。第一件，1913年江苏督军李纯与浙江督军卢永祥剑拔弩张，背后推手正是野心家齐燮元。齐鼓动李纯东进，扬州、苏州、嘉兴沿线已是战云密布。周嵩尧冷静斡旋，往返两省，劝李纯按兵，劝卢永祥撤卡，最终化解干戈，百万民众免于涂炭。第二件，便是前文所述拒袁称帝。周恩来认为，前者救民众，后者守大义，皆足以昭示品格。

1951年底，周嵩尧住进惠中饭店。每天清晨，他带上放大镜，一笔一划抄录《新民主主义论》。同僚见他兴致勃勃，笑问：“老周，你抄得眼都花了。”他放下笔，朗声道：“纸上字迹，可流传百年；我这把老骨头，就算废了眼，也值！”

周恩来忙里偷闲，总要把伯父接进西花厅。两人对坐，谈朝章制度，也谈家乡淮扬菜。一次聊天，侄儿问：“旧衙门的规矩可取用？”伯父答：“可用者不多，但弃之亦可惜，汰劣存精，方为上策。”一句“汰劣存精”，后来真成了政务院整编条令的用语雏形。

1952年初秋，昆明湖微波粼粼。周恩来陪伯父登画舫，船到仁寿殿前，老人指着檐角龙吻，哈哈大笑：“当年我在这里回答慈禧的考问，亏得没说错一句话！”侄儿打趣：“若那回答得差些，哪有今日之游？”两人相视而笑，一时间，旧与新交织成罕见的温情画面。

8月14日，周家在西花厅摆寿筵为周嵩尧庆八十。主菜是红烧狮子头，厨师忙不过来，周恩来亲自掌勺，连切带炒。席间他举杯：“六伯父一生风雨，今日终得清安，这杯敬您。”老人端杯不语，却眼含热泪。

1953年9月2日凌晨，周嵩尧因老年性气管炎病逝，享年八十一岁。灵堂设于嘉兴寺，灵柩旁，周恩来肃立良久。入殓时，他轻抚棺木：“六伯父，您放心，国事有我。”短短一句，送别了这位在乱世坚持风骨、在新中国安享晚年的老人。

文史研究馆如今屹立于北海之畔，游客往来，不一定知道那张早被岁月磨白的聘书上，还有“周嵩尧”三个字。当年的两件德政，早已镌刻在历史暗处。细细想来，也正是这些被后人忽略的微光，汇成了民族转折时刻不灭的灯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