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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一位开国大将带着两派代表走进京西宾馆。

他手握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的职务,却不得不向一个中将请示工作。

这个中将,就是李作鹏。

六十年代末的军事科学院,彻底乱了套。

这个单位的配置有多高?院长叶剑英元帅,第一副院长粟裕大将,第二副院长王树声大将。副院长还有宋时轮、钟期光、彭绍辉、王新亭,清一色的开国将帅。这阵容,比总参谋部还要硬。

但到了1967年,这套班子基本瘫痪。

叶帅因为"二月逆流"靠边站了。粟裕被周总理抽调到国防工业口,又参加国务院业务组,主要精力不在军科院。

军科院的日常工作,落到王树声、阎揆要这些副院长肩上。

问题是,院领导的话不灵了。

军科院内部分成两派,各树一旗。两派对叶帅的问题产生不同意见,谁也不服谁。王树声这个大将站在中间,如同踩钢丝。说左了,一派不干;说右了,另一派闹事。

这事儿没法在军科院内部解决,只能往上请示。

王树声和阎揆要商量后,决定带着两派代表的意见,去找军委办事组。

目的地:京西宾馆。

京西宾馆在当时是个敏感地方。很多重要会议在这里开,很多重要决定在这里做出。王树声一行人到了,心里清楚:今天能不能解决问题,就看办事组给不给面子。

军委办事组是个什么机构?

1967年8月17日成立,最初由吴法宪、叶群、邱会作、张秀川四人组成,吴法宪负责。9月底,杨成武接任组长。1968年3月,"杨余傅事件"后,黄永胜当上总参谋长,同时兼任军委办事组组长。

这个机构的权力有多大?

它实际上取代了军委常委会,负责处理全军日常工作。各大单位遇到问题,都得向办事组汇报。办事组说行,就行;说不行,就不行。

王树声一行人到了京西宾馆,提出要见办事组组长。组长没出面。

派来接见的,是军委办事组成员之一——李作鹏。这个安排耐人寻味。

李作鹏当时是海军第一政委,又被任命为总参副总长,还是办事组成员,负责多项工作。从资历看,他在开国将领中并不突出。但他被派往海军工作后,得到副统帅的提拔重用,成了海军的实际决策人。

更关键的是,李作鹏只是个中将。

王树声是大将,军衔比李作鹏高两级。但此刻,大将要向中将请示工作。

两派代表总结出三个问题,摆在李作鹏面前:

第一,要对叶帅召开批判大会,行不行?

第三,把大字报送到叶帅家里,行不行?

这三条,一条比一条激进。两派代表等着李作鹏表态。

李作鹏的回答很干脆:前两条不允许,第三条可以。

就这么定了。没有商量,没有回旋余地。

王树声心里还是不踏实。他担心这三条意见回去后落实不了,毕竟两派斗得厉害,谁知道会不会有人阳奉阴违?于是他提出:能不能派个工作人员去军科院,帮助他们落实?

李作鹏同意了。他表示可以派联络员到军科院看看,如果有违反这三条意见的情况,立即汇报。

会面结束,王树声一行人离开京西宾馆。

整个过程,没花多少时间。

但这个场景,折射出那个特殊年代的权力格局:不是看军衔高低,不是看资历深浅,而是看职务在哪里,权力在谁手里。

从军衔看,这事儿说不通。

王树声是十大将之一,1955年授衔时排名第五。他在红军时期就担任过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战功赫赫。建国后,先是总军械部部长,后来调任军科院副院长。

李作鹏呢?1955年授的中将。

按常理,大将见中将,怎么也得是上级指导下级的架势。但在1967年的京西宾馆,大将要向中将请示工作,中将说话算数。

这种倒挂现象,在当时很普遍。

军委办事组的组长是上将,成员多数是中将,也有少将。但这个机构负责全军核心工作,权力极大。军科院只是众多大单位之一,再怎么配置高,也得服从办事组的决定。

更何况,当时两派对军科院领导并不买账。王树声说话不灵,阎揆要说话也不灵。院内的问题解决不了,只能通过上级部门来压。

李作鹏为什么说话有分量?

第一,他是办事组成员,代表着军委办事组的权威。办事组的决定,就是军委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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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他背后站着副统帅。李作鹏是四野出来的,得到林彪的信任和提拔。在那个年代,这层关系比什么都硬。

第三,他掌握实权。总参副总长、海军第一政委、办事组成员,三个职务叠加,权力网络覆盖面很广。

王树声没有这些。

他是大将不假,但总军械部早就撤销了。调到军科院当副院长,说好听点是搞研究,说难听点就是大军区级副职。十大将里,粟裕、黄克诚、罗瑞卿都当过总长,萧劲光、许光达担任军兵种司令,只有王树声是大军区级副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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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考虑到身体情况,也可能是其他原因。但不管怎么说,职务决定权力,这是铁律。

那个年代,不少老将都有类似感受。

有些老将下台了,有些老将靠边站了,有些虽然还在位置上,但说话的分量远不如从前。动不动就可能被扣帽子,处理工作如履薄冰。

王树声带两派代表去京西宾馆,本质上是向权力低头。他需要办事组的背书,需要一个明确的说法,才能压住军科院内部的两派纷争。

李作鹏给了这个说法:前两条不行,第三条可以。

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直接。中将说话,大将照办。

这个故事没有结尾,因为那个年代的故事,很多都没有常规意义上的结尾。

王树声后来继续在军科院工作。1970年3月,他带领军宣队进驻七机部。1972年1月,他带领调查组赴南京军区。同年2月,他陪同周恩来会见尼克松。11月,改任军科院第二政治委员。

1974年1月7日,王树声在北京逝世,享年69岁。

李作鹏的命运则完全不同。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他被停职反省。1973年被开除党籍。后来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为林彪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判刑17年。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碾过了多少人的荣辱浮沉。

那个大将向中将请示工作的下午,那个中将一锤定音的瞬间,那个特殊年代的权力逻辑,都成了历史的注脚。

后人读史,或许会觉得荒诞。但对当事人来说,那就是他们必须面对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