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峙岳和包尔汉领导新疆起义，投诚后，麾下10万大军何去何从？|包尔汉|大军

1949年8月初的迪化街头，烈日炙烤着石板路，军号声与清真寺的钟声此起彼伏，一座偏居西陲的省城已悄悄走到抉择关口。就在这段所有人都说“风沙带着火药味”的日子里，一场决定十万军人生死去向的博弈正暗流涌动。

情势由河西走廊传来。第一野战军南北对进，西宁陷落的消息像一道闪电劈开塔城到喀什的军营。蒋介石的电文三天两头催促“死守新疆”，可电报机前的陶峙岳只是沉默。他刚到新疆一年，却已看透手中“十万”数字的水分：补给不足，官兵散漫，真能拼命的恐怕不到六成。再硬撑，结局无非两条——玉门关外被截，或是伊犁草原被困。兵法讲求势，势尽了，就得换活法。

包尔汉的处境同样微妙。这位维吾尔族省主席先是要稳民心，又要避强敌，天天往苏联领事馆方向张望，生怕三区民族军突然做局外棋。新疆不能再乱，这句话他挂在嘴边，其实是在为自己的政治出路探路。省府“西大楼会议”成了他试水的舞台：他表面劝大家“守土安民”，其实字缝里全是“别给中央添麻烦”。陶峙岳听得懂，也因此决定摊牌。

会后第三天深夜，两人第一次单独长谈。包尔汉端着一碗热腾腾的抓饭：“陶将军，可还记得左宗棠当年怎么收复新疆？”陶峙岳放下筷子，轻声回了一句：“左公的旗是大清的，我若起事，可是五星红旗。”短短一句，已表明态度。两人相视，都笑，却没人敢太大声——窗外巡逻哨兵的靴底敲在青石板上，夜风里格外清晰。

随后的一周，是心理与枪口的双重较量。驻军里最硬的三位将领马呈祥、叶成、罗恕人被动员撤往酒泉，却暗中谋划“挟持司令，退守南疆”。计划走漏，陶峙岳亲自骑马赶到骑一师师部，把三人堵在地图前：“新疆一响炮，十个城镇就要陪葬，你们扛得起？”对方面面相觑，终究没敢拍桌子。

9月15日，一封由张治中经邓力群紧急转交的电报漂洋过岭送到迪化。毛泽东和周恩来用最简短的字句点破关键：只要起义，中央保证各族一起进新生。电文像一颗定心丸，双方再无迟疑。四天后，包尔汉致电北平，宣布“与国民党反动政府脱离关系”。敬辞郑重，却写得痛快。

9月25日，军方通电起义；次日，省政府跟进。时间只差二十四小时，却足以稳住民心。就在同一夜，远在兰州的王震下令一兵团压缩休整，提前西进。装甲车的履带声沿戈壁滚滚而来，给摇摆观望者最后通牒。

意外仍有残响。叶成的心腹李文龙在景化打死营长后率两连南逃，试图点燃反扑。韩有文奉命追截，三天之内缴械收编。吐鲁番又乱，陶峙岳连夜飞哈密，越过戈壁向彭德怀当面求援。老人家拍着他的肩膀：“五天，战车团就到。”一句话，再度稳住了陡峭局势。

10月20日，胡鉴的战车团首先驶入乌鲁木齐，铁甲车上的八一军徽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一个月内，二军、六军相继南北对进，三区民族军与起义部队在天山脚下握手——三支旗帜不同的武装，同站一列点名，成了新疆和平解放的标志性画面。

眼下摆在桌面上的最后难题，是“十万旧军”该怎么编。北京的指示不拖泥带水：整体编入新疆军区，番号22兵团，陶峙岳挂帅，原番号不动，营连干部原则留任，逐连配政治指导员。用行话说，军心不能散，骨干不能丢，思想得换装。陶峙岳心里那块巨石这才落了地。

1954年，中央再下一纸命令，22兵团整体改编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枪换镐头，营房变农场。旧军官们苦笑着说“这回得跟棉花打仗了”，可真要下田，没人退缩。塔里木河畔新城一排排兵舍拔地而起，昔日马队兵如今骑着拖拉机奔波，戈壁滩上第一次长出大片棉花海。

生活上的麻烦也不少。十万大小伙子扎根边塞，却几乎没人成家。陶峙岳连打数封电报，请求内地“帮忙解难”。1950—1952年，湖南、山东、上海等地陆续有大批女兵、女教师、医护人员分批进疆。湘江水土远，姑娘们一落地就被本地风沙洗礼，仍有人爽朗地说：“嫁人就嫁兵团汉。”到1956年，“光杆”问题基本清零，荒原上响起婴儿啼哭，也有了新式学校、简易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