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九日破晓，硝烟还在延河两岸盘旋，胡宗南骑马进了被弃守的延安城。他勒住缰绳，望着枯黄的宝塔山，轻声说了一句：“总算到手了。”这幅画面后来常被人当成“志大”的注脚，却很少有人细想，能在陕北如此艰苦的交通与后勤条件下，率十几万大军强行推进六百里，本身并不容易。
外界对胡宗南的标签多是“扶不起”，连他自己老来都嘲讽说只配当个师长。原因无非三条：没守住西北、让红军越战越强、最后把数万旧部丢在西昌。然而，若翻开与他打了半辈子交道的宋希濂将军的回忆，就会发现另一个截面：这个“西北王”并非缺谋，而是狡诘得很，让对手头疼不已。
宋希濂在回忆录里写道，抗战初期的重兵集团会议上，胡宗南坐在末席，只静静听其他人讨论。散会前，他忽然起身，递给蒋介石一份薄薄的《关中防御要略》，全桌人这才知道原来他早已把黄河以西的粮道、运力、驿站统统踏勘完毕。“胡某若得二十万人，三月可固渭水，六月可守陇东。”同僚瞧他沉默寡言，实则暗中谋划许久。蒋介石拍案称善，也就是从那一天开始，西北成了他的私人领地。
这位“黄埔一期”，少年家境清寒，为谋生拼了命。当时黄埔同学里多的是像陈赓、张发奎这般锋芒毕露的角色，胡宗南懂得躲在后面练本事，不抢风头。宋希濂形容他“屋里屋外两副面孔”：台上慷慨议兵，台下一杯黄酒便能套出对方家底。军中传言，“胡宗南要是和你谈笑风生，就说明他已经打算用你；要是对你点头微笑，却不多说一句，那多半和你八字犯冲。”
胡宗南早期走红，确与战场表现有关。一九三二年大别山围剿，他的第一师进退有度，硬是把红四方面军逼得连夜突围。红军后来总结一条教训：“宁碰陈诚，莫见胡师”，江湖上由此有了“恐胡”之说。山城堡失利固然重创了他，但谁也不能否认，那之前第一军确实是蒋介石的“嫡长子”，武器弹药齐整，操典严格，行军打仗有板有眼。
进入抗战，他在淞沪吃了大亏，被迫西撤。正是这一路溃退，让他发现了组织青年、经营地盘的诀窍。沿途收罗的学生不下数千，熊向晖便在此时入眼。谁知这位看似憨厚的湖南青年竟是共产党员。宋希濂在台北告诉朋友：“胡偶尔也叹气，怪自己识人不明，却没人敢提醒他，那小子当年言谈之间早显锋芒。”
胡宗南真的用心琢磨过“组织对组织”。他在西安要到了黄埔军校第七分校的牌子，理由直白：“共军有支部，我用学校。”七分校六年间办了六期，三万多名毕业生被分派到各军师团连。这股新生力量，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里充斥着关中、陕南、甘肃各地政权机关。西北的铁路、盐运、邮电、电力，甚至寺院山庙，都埋伏有胡氏旧部的身影。
解放战争爆发时，蒋介石寄望胡宗南用关中兵团配合阎锡山，从西安、太原两翼夹击中原解放区。胡手握十七个整编师，号称三十万，却并不急于冒进。他先让骑兵师假装东西乱窜，逼得我西北野战军四处设防，自己则把主力按在洛川、宜川一线，透过内线情报看清陕北兵力。宋希濂评价他此举“兵不动而敌自疲”，可见其心机之深。
不过狭路相逢，终须真刀真枪见分晓。一九四七年春，彭德怀与张宗逊在蟠龙、青化砭、羊马河三战连挫国民党王牌。击毙七十一师师长李开湘那一瞬，彭老总对身边警卫轻声说：“得抓住胡的神经。”虽是寥寥数语，却击中了胡宗南最大的软肋——怕被蒋问责。果不其然，他开始将主力分兵看守交通线，失去了集中兵力的勇气。
胡宗南再厉害，也难敌大势。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结束后，解放军百万雄师南下，西北已无外援。胡带着参谋长罗列在成都摆最后一道口袋阵，结果西南战役刚一打响，形势即溃。宋希濂回忆那几天说：“我见他心灰意冷，却仍在地图上圈圈画画，嘴里念叨，‘还有机会’。”三月二十六日，西昌机场已是炮光闪烁，胡宗南突然把印信塞到罗列手里，凌晨登机去了台湾。
抵台后，他挂了个“总统府战略顾问”空衔。监察院有人弹劾他“弃军潜逃”，差点掀起大案。蒋介石象征性地训斥几句，说：“宗南一片赤诚，非畏怯也。”从此不再让他握兵。一九五九年他被派去拟“反攻大陆方案”，写了一屋子文件，无人真看。那份落差，让昔日的“西北王”郁郁终老，常对旧部说：“世人笑我无能，殊不知我输给的是天时。”
志大或才疏，从来要放在对手与时代里衡量。胡宗南纵有心机，终败给了政治大势、民意向背，也败给了自己过度的谨慎与刚愎。宋希濂看得透：“他最会算计，却不知算盘拨到最后，自己也成了棋子。”历史留下的身影并非黑白分明，可从这位黄埔名将一生起伏里，倒能读懂一个道理——面对潮流，仅凭个人的城府和机谋，终究挡不住滚滚车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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