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伯失业在家,天冷根本没法出门找活,家里快揭不开锅了。北方的冬天来得早,刚进腊月,寒风就跟刀子似的刮脸,室外温度低到零下十几度。大伯以前在建材厂当搬运工,厂子倒闭后,他就没了收入,五十多岁的人,没文化没技术,只能靠打零工糊口。可这大冷天,工地停工,装修歇业,连菜市场的临时搬运活都难找,他每天揣着皱巴巴的简历出门,傍晚总是垂头丧气地回来,棉鞋上沾着厚厚的冰碴子。

家里的日子过得捉襟见肘。堂妹上高中,正是花钱的时候,学费、资料费压得人喘不过气;大妈常年有哮喘,药不能断,最便宜的止咳糖浆都要省着喝。我去看他们时,客厅里没开暖气,只点着一个小太阳,大妈裹着厚棉袄坐在沙发上,手里缝着大伯磨破的袜子,针脚歪歪扭扭,显然是没心思。厨房的案板上,只有半颗白菜和几个冻硬的土豆,锅里飘着淡淡的米汤味,连点油星都看不见。

对比起村里其他人家,大伯家更显冷清。隔壁王大叔在镇上的工厂上班,每月工资按时发,家里暖气烧得旺旺的,孩子的新衣服挂满了衣柜;前院李婶开了个小卖部,生意红火,逢年过节总给孩子买零食。可大伯家,连买煤的钱都凑不齐,晚上只能早早钻进被窝,用体温取暖。

大伯性子要强,一辈子没向人低过头。失业后,他宁愿自己扛着,也不肯向亲戚朋友借钱。有次我爸想给他送点米面,他硬是堵在门口不让进,红着眼说:“兄弟,我还能扛,不用你们接济。”可我分明看见,他藏在身后的手,因为冻得发僵而微微发抖,袖口磨破了,露出里面单薄的秋衣。

矛盾出在堂妹的学费上。离期末考试还有半个月,学校催缴资料费和住宿费,一共要八百块。堂妹回家跟大妈说,大妈急得直掉眼泪,翻遍了家里的柜子,只找出三百多块钱,还是平时省吃俭用攒下的。大伯坐在门槛上,抽着旱烟,烟锅在冻硬的地上磕得邦邦响,眉头皱成了疙瘩。

“要不,我退学吧,”堂妹低着头,声音带着哭腔,“我出去打工,帮家里挣钱。”

大伯猛地站起来,烟锅摔在地上,声音沙哑:“胡说!书必须读!钱的事,我来想办法!”

那天晚上,大伯一夜没睡。第二天一早,他揣着家里仅有的三百块钱,揣着那件洗得发白的旧棉袄,冒着刺骨的寒风出门了。直到天黑,他才回来,脸上冻得通红,嘴唇发紫,手里攥着一沓皱巴巴的钱,有零有整,刚好八百块。

大妈看着他冻得红肿的手,还有棉袄上沾着的水泥灰,心疼地问:“你这钱是哪来的?”

大伯咧嘴笑了笑,露出两排黄牙:“工地上找了个活,给人搬水泥,管吃管住,一天两百块,干了四天。”

我后来才知道,那哪是什么管吃管住的活,就是在城郊的一个小工地,给人装卸水泥,露天作业,寒风里一站就是一整天。工头见他年纪大,本来不想要,他好说歹说,又主动降了工资,才争取到这个机会。那四天,他每天只吃两个馒头,喝几口热水,晚上就蜷缩在工地的简易棚里,冻得根本睡不着。

堂妹的学费交上了,可大伯却病倒了。重感冒引发了肺炎,咳嗽得喘不过气,躺了半个月才好。病好后,他还是每天出门找活,只是脸上的笑容多了些。有次我碰见他,他正帮村里的小卖部送货,虽然累得满头大汗,却干劲十足。

“现在日子好多了,”他笑着说,“小卖部老板人好,让我长期送货,一个月能挣两千多,够家里开销了。”

我看着他冻得黝黑的脸,想起他当初不肯接受接济的倔强,心里五味杂陈。大伯没什么文化,不懂大道理,可他用自己的肩膀,扛起了整个家的重担。他的要强,不是固执,而是一个男人的担当;他的隐忍,不是懦弱,而是对家人的牵挂。

今年冬天,大伯家终于装上了暖气。堂妹放假回家,给大伯买了双新棉鞋,大妈炖了一锅排骨,香味飘满了整个院子。大伯坐在暖气旁,喝着热汤,脸上的皱纹都舒展开了。

寒风依旧在窗外呼啸,可大伯家的屋里,却温暖如春。我忽然明白,生活再难,只要有担当,有牵挂,有不向命运低头的勇气,就总能挺过去。那些看似走投无路的困境,或许只是生活给我们的考验,而真正支撑我们走下去的,从来都不是金钱和物质,而是藏在平凡日子里的爱与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