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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
五代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时代，政权分裂，文化上百家争鸣，孕育出丰富多样的艺术流派，其中对北宋艺术的影响尤为显著。南唐在当时最为风雅，皇帝不仅是艺术的大力赞助人，更是艺术的热忱追求者。周文矩是南唐时期颇负盛名的人物画家之一，后主李煜在位时（公元 961—975 年），他担任翰林待诏，对人物、佛道绘画皆造诣精深。
《周文矩文苑图》是传世绘画中极为精妙的一件，此卷原为《琉璃堂人物图》内容的后半部分，全卷描绘的应是唐代诗人王昌龄诗友在琉璃堂厅前诗会的场景。在画中，我们可以看到文房的概貌，松下一人卧于石台之上，执笔托颌，若有所思；面前童仆正手执墨锭，在砚堂中悉心磨墨。卷尾二人捧卷品读，身后的都篮类似文具盒，格外引人注目。
在书法领域，纸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其中以南唐的李廷珪墨与澄心堂纸最为声名远扬。南唐李超、李廷珪父子所制之墨，具备 “丰肌腻理、光泽如漆” 的特点，大多制作于保大年间（公元 943—957 年）。北宋灭掉南唐后，李廷珪墨被纳入内库，成为宫廷珍藏。到了徽宗宣和年间（公元 1119—1125 年），更是出现 “千金易得，李氏之墨不可得” 的局面。
北宋仁宗嘉祐八年（公元 1063 年），宋四家之一的蔡襄曾给友人写了一封短札，委托其搜寻南唐名笺 —— 澄心堂纸。澄心堂纸是南唐后主李煜设局，令承御监所造的御用纸，因藏于澄心堂而得名。相传其质地 “肤如卵膜，坚洁如玉，细薄光润”，欧阳修、梅尧臣、蔡襄等人都曾赋诗称赞。
在佳纸名墨的滋养下，南唐画院可谓人才济济。王齐翰是后主李煜时期翰林图画院的待诏，擅长人物、佛道绘画，对山水、花鸟也颇有造诣。
现藏于南京大学博物馆的《五代十国王齐翰勘书图》是他的传世名作，画面中，巨大的山水屏风下，一位文士长须宽衣，正悠闲地挑耳，侧身对着书案。案头横放着文房笔墨，卷册堆积如山，架在砚池旁的毛笔，墨色依然浓郁，描绘的应是勘校休憩之时的场景。文士身后的胡床堆满了待勘卷册，更有难得一见的大轴，由此可见，当时卷轴书画装裱已颇具规模。
两宋时期，随着内廷文艺的蓬勃发展，分散在各地的文人阶层逐渐融入士族、朱门的交际圈。雅集活动四处兴起，诗会品古的文人生活方式也逐渐被宋代上层所接纳，成为一时风尚。现藏于上海博物馆的北宋沈辽《行书动止帖》，原本是沈辽写给友人的问病短札。沈辽擅长诗词，尤其精通书法。此帖用笔意气高古，字里行间神韵俊逸，尽显深厚功力。帖中使用的是水纹砑花笺，纸面洁白无瑕，字迹仿佛浮于流水之上，更添飘逸之感。
苏轼在《书蒲永画后》中提到：“古今画水，多作平远细皱，其善者不过能为波头起伏。使人至以手扪之，谓有洼隆，以为至妙矣！然其品格，特与印板水纸争工拙于毫厘间耳。” 这里所说的 “印板水纸”，应该就是沈辽此帖所用水纹砑花笺。宋钱康公在《植跋简谈》中曾记载 “蠲纸”，它原本是吴越（公元 907—978 年）用来顶替蠲赋的珍贵白纸。文房中所说的 “衍波笺”，或许就是与水纹砑花笺类似的特种书画纸。
佳纸向来难得，特别是晋唐故纸以及小幅笺纸，更是稀缺。宋黄庭坚在《审教帖》中提到：“欲为索儿录数十篇妙曲作乐，尚未就尔。所送纸太高，但可书大字，若欲小行书，须得矮纸乃佳。” 由此可见，当时书写纸已区分大小，根据用途选择纸张幅面，已成为信札与书卷用纸的共同特点。
宋代，随着文人赏石玩古意趣的兴起，砚学也随之发展。古时仅用于研墨的砚台，逐渐成为镌刻文人题记的书斋风雅之物。
《砚谱》记载：“所用澄心堂纸、李廷珪墨、龙尾砚三物，为天下之冠。” 传说苏轼极为喜爱龙尾砚，曾多次赋诗赞美。黄庭坚也有《砚山行》诗云：“日辉灿灿飞金星，碧云色青端州紫。” 他认为龙尾砚中的名品金星石，可与端州紫砚相媲美。作为藏砚名家的米芾，曾有《紫金研帖》传世（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其中讲述苏轼曾借得米芾心爱的紫金砚，因喜爱至极，临终竟 “嘱其子入棺”。
北宋时期，砚台有陶、瓷、石、木等多种材质，小巧者仅有数寸，大的则可盈尺。蔡襄在《致彦猷尺牍》中提到：“大研盈尺，风韵异常，斋中之华，繇是而至。” 由此可见北宋巨砚的风采。宋徽宗赵佶的《文会图轴》描绘的是唐太宗时期十八学士的场景，意在称颂当朝人才鼎盛，文治胜过唐代。在娑罗树后的石台之上，可见笔墨砚台，旁边还有古鼎相伴，这正是宋代文人崇古的体现。
南唐时就已极为珍贵的李廷珪墨，到宋代已近乎失传，此时的佼佼者当属张遇墨。蔡襄曾记载：“世以歙州李廷珪为第一，易水张遇为第二。” 张遇、孙处厚皆是制墨名家，他们以煤代替松烟，推动了制墨技术的变革。宋神宗熙宁九年（公元 1076 年），魏公苏颂同修国史，御赐之物即为 “承晏笏挺双脊龙墨、张遇丸墨、澄心堂纸”，神宗还说：“禁中自此少矣，宜宝之。” 由此可见内廷所藏张遇墨的珍贵程度。
笔架，又称笔格、笔搁，原本是在使用过程中，为防止笔头散乱而放置蘸墨毛笔的工具。晚唐罗隐在《咏史》中就有 “徐陵笔砚珊瑚架” 的描述。到了宋代，以珊瑚随形制作笔架的情况较为常见。《珊瑚帖》是北宋米芾唯一传世的画迹，帖页左侧信笔绘有珊瑚一枝，虬曲自然，浑然天成，有诗句 “三枝朱草出金沙，来自天支节相家” 描述其形态。宋代鲁应龙在《闲窗括异志》中称其 “远峰列如笔架”，米芾就曾收藏宝晋斋研山与苍雪堂研山。
至元明时期，研山已不仅仅是实用的笔架，还成为文房微缩山水陈设的一部分，与赏石、写景相互融合，成为案头独特的风景。高濂在《燕闲清赏笺》中记载：“余见宋人灵璧研山，峰头片段如黄子久皴法，中有水池钱大，深半寸许，其下山脚生水，一带色白，而起砢若波浪然，初非人力伪为，此真可宝。” 《明吴伟武陵春图》中也可见到此类山形笔架、板砚与小罐形砚滴。
宋代文人喜爱闲适的家居生活，有不少消夏图传世，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宋人《槐荫消夏图册》堪称其中的佼佼者。画中文人高枕于山水屏风之下，怡然安睡，仿佛卧游于江山之间。其身后桌案上陈设着多足砚、经卷包袱、斑竹毛笔以及宝字形笔架。此类笔架多为实用器物，吐鲁番阿斯塔纳 206 号唐墓曾出土的木笔架，就与此物类似，只是两侧支架不外撇。画中桌案左侧还放置着一个四足鱼形金铜砚滴，此砚滴外形为鱼形，下安四柱足，犹如异形四足鼎，盖顶上有长管状口，应该是通过手按压控制流入空气，从而调节鱼口处流水速度的装置。古代砚滴注重精准出水，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墨汁颜色浓厚。
笔洗在宋代也颇为流行，黄庭坚在《致公言通直执事尺牍》中提到 “本往乞一小盂子，研旁洗笔”，由此可知，此时砚旁已设有笔洗，专门用于清洗毛笔。宋代名窑瓷器中常见笔洗，其中汝窑的记录最为全面。乾隆皇帝为记录自己的古物收藏，曾特命清宫如意馆画师于乾隆五十二年（公元 1787 年）和乾隆五十七年（公元 1792 年）两度绘制铜、瓷器图册，其中《燔功彰色图册》与《埏埴流光图册》就是关于瓷器的图绘。
文房清供原本只是文人的书写工具，在千年的传承过程中，逐渐演变成代表文人审美意趣的书房陈设。这些富有 “尚意” 的形象与表达，在历史的长河中留存的记载并不多，但绘画的 “记录” 功能，让今天的我们能够得以窥探古代文房的清雅风貌。文房原本是为书写与绘画服务的，历经千年流传，如今却已成为绘画、书法所记录的名物史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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