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632次轰炸宁波并制造鼠疫致逾百人惨死|宁波市|炮火|石井四郎|鼠疫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发动的企图灭亡中国的侵略战争，使中国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上海、广州相继沦陷后，拥有沿海重要战略物资及其通道港口的宁波，随即遭受重创，宁波人民蒙受了前所未有的人间惨剧。

在日军猛烈的炮火攻势下，1941年4月，宁波沦陷。

沦陷时期，宁波的空气里满是带着尘土的血腥味，还有绵延不绝的啜泣声。日本侵略者烧杀淫掠的野蛮暴行，制造了无数惨案，宁波遭受了空前劫难。

根据宁波市委党史研究室的调研，抗战时期宁波的直接人口伤亡20034人，间接人口伤亡12572人；社会财产直接损失22938610.06元，社会财产间接损失14768348.92元，居民财产损失34440876元，共计财产损失72147835元（1937年7月法币的价值）。

鼠疫：一个月，受感染死亡逾百人

1940年10月27日，日本关东军七三一部队组成的由石井四郎指挥的远征队——“奈良部队”会同侵占南京的“荣字第一六四四部队”派出的队员，在宁波开明街一带空投了染有鼠疫杆菌的跳蚤及麦粒、面粉等物。

这一灭绝人性的罪行，给宁波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悲剧。10月29日，有人染疫发病；10月30日，有人染疫死去；11月1日到10日，每日均有新病例发现，多则10人，少则2人。

开明街16号滋泉豆浆店店主赖福生夫妇，隔壁的王顺兴大饼店，胡元兴骨牌店，以及中山东路元泰酒店、宝昌祥服装店，还有东后街一带，相继发生死人情况。死于鼠疫的尸体像烤熟的龙虾，抽搐成一团，面部发黑，样子十分吓人。

“我亲眼目睹患者脸红似醉汉，两眼充血发红，表情惊恐痛苦，两手乱抓头发，头向墙壁乱撞，胡言乱语，狂叫一阵之后，疲惫不堪，终于昏了过去。”当年11月，泥水匠戚信荣参与过立起鼠疫疫区封锁隔离围墙及尸体的掩埋，鼠疫患者临死前的惨状深深地留在他的脑海里。

据当年11月底鄞县政府统计，死亡人数达93人，其中9户全家死亡。一时间，抢天呼地的哀号声此伏彼起，穿丧服的人比比皆是，开明街一带陷入一片恐慌之中。由于死人多，棺材供不应求，有时只好把两具尸体合放入一口薄皮棺材中，其状惨不忍睹，使死难者家属痛哭流涕，不能自已。

1940年11月4日，鄞县政府在疫区设立甲、乙、丙部三个隔离病院，其中甲部设在疫区内的同顺提庄，接收确诊的鼠疫病人。1940年11月30日，为了切断疫源，鄞县政府下令焚毁开明街疫区，被毁房屋涉及中山东路、开明街、东后街、太平巷一带商店与民宅，共计115户137间，地面面积约为5000平方米，后来人称“鼠疫场”。

但是，被感染鼠疫者虽经各种方法治疗，但都不见效，除甲部钱贵法一人外，其余受感染的人全部死亡。据后来研究人员考证，在这场历时30多天的鼠疫中，开明街鼠疫的死亡人数，有名有姓的就多达135人。

狂轰滥炸：4年时间，600余次高密度轰炸

呼啸的战机，伴随着密集落下的炮火，把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宁波，撕开了一道又一道带脓的伤口。

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后的第二天，毗邻的宁波领空就遭到日军飞机的入侵侦察。8月19日，日机侦察鄞县栎社机场。8月24日，日机首次向栎社机场投下2枚重500磅的炸弹，并祸及附近农民。

这是宁波第一次遭受日机轰炸。从此日起至1941年宁波沦陷，日机持续对宁波市区及宁属各县城狂轰滥炸，造成大量的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鄞县的城区和郊区的栎社机场是日机轰炸的重中之重，镇海和象山两县作为日军可能的沿海登陆地也是日机轰炸的重点。

据《时事公报》、《宁波民国日报》1937年9月至1941年3月刊登的消息统计，日机空袭宁波市区达135次。另根据后人对各地材料进行的统计，日军在宁波地区的轰炸多达632次，造成人员伤亡3217人。

1939年4月26日、28日、5月1日，日机接二连三地对宁波城区的商业繁华地带轰炸，出动飞机20架次，投弹60余枚，造成600余人死伤，900余间损毁，还炸沉甬江上渔船及民船10余艘，把宁波的主要商业区炸成废墟。其惨象正如当时《时事公报》所述：“尸体累累，横陈地上，多断肢残骸，血肉横糊，不忍卒睹”。

宁波城区生命财产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次，发生在1939年4月28日的灵桥附近商业繁盛地带。

当天上午，7架日机由东北分批飞到宁波，在城区及四郊上空盘旋侦查，而后在灵桥东西两堍附近东渡路、灵桥路、滨江路（即半边街）、后塘路、百丈路口等处及灵桥投下爆炸弹、燃烧弹22枚，并散发传单。

炮弹落地后的大火，燃烧了整整12小时，灵桥几乎被毁，商市一落千丈，长期未能复原。市民死亡120人，其中落水溺死及烧死者79人，在岸上被炸死者26人，重伤致死者15人；受伤者200余人，其中重伤160人，救火员负伤15人，其他失踪者数十人。

抗战期间，上千名妇女遭日军性侵犯

自宁波地区沦陷后，日军侵占宁波长达4年5个月之久，期间，“杀光”、“烧光”、“抢光”，用野蛮手段企图征服宁波人民，犯下了大量的性侵犯罪行。

据调查，宁波遭到日军性侵犯的妇女有1547人，一次有多名妇女被性侵犯的就有12起。日军实行性侵犯的实施对象不分年长年幼，手段极具野蛮与残忍。在奉化市社会调查的70名性受害者中，被强奸致死的多达18人，占总数的25.6％。

1921年出生的奉化人士余某，是其中的被害者。1942年4月12日，日军进犯奉化市蒓湖街道楼隘村，未及逃避的余某被日军强奸后，连同她的公公、婆婆和儿子被日军押到附近的金紫庙，在那里，她被剥光衣服倒挂起来，用火烛烧烫。最后她侥幸活下来，但身上的疤痕还有80多处。

1931年出生的江北区人士杨某，是调查中发现的最年轻的被害者。1943年10月15日，13岁的杨某在家里纺棉纱，被3个日本兵拖走轮奸，致使其下身破裂，严重影响了她的日后生活。她结婚3次，但历经两次婚变，晚年生活也不幸福。

不仅如此，日军在长期占领的地区大多设立了“慰安所”、“军妓院”或“行乐所”等，或通过武力威逼，或通过诱骗等方法强行逼迫良家妇女充当“慰安妇”。在宁波城区的就有4处，一处在旗杆巷47号洋房，一处在药行街护城巷的大型浴室，一处在玛瑙路41号，还有一处在江北岸外滩的东亚旅社。

位于旗杆巷47号洋房（兴建天一广场时拆毁）的这幢房子，为洋务运动时期傅姓商人所建，宁波沦陷时被日军霸占，辟为“慰安所”，称“日军军官俱乐部”。俱乐部楼上有30多个房间。该房子附近的居民常常听到寻欢作乐的日军军官野兽般的嚎叫和“慰安妇”们压抑而哀怨的哭声。

除了宁波城区外，在奉化、象山、慈溪县城也存在大量的“慰安所”。奉化沦陷后，伪维持会筹划开办的“清风庄”或“慰安所”有7处。在象山，日军从各地掳掠许多妇女，在县城设立“军妓院”、“行乐所”、“安慰所”供日军长期奸淫。

在日军占领的比较偏僻的农村营地，甚至也设有“慰安所”。如在象山县茅洋上黄村，设有一个“军妓院”，专供日军军官作乐；设有两个“行乐所”，供日军士兵和工头作乐。被掳掠来的妇女，白天给他们洗衣做工，夜里供日军轮奸，有的一夜竟被奸污达十来次，许多人都不堪日军虐待凌辱而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