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阿哲认识快二十年了，从穿开裆裤一起爬树掏鸟窝，到后来初中同班、高中同校，大学虽不在一个城市，但寒暑假总能凑到一块儿喝啤酒撸串。谁也没想到，当年那个连杀鸡都不敢看的软心肠，毕业后居然考了狱警，一干就是八年。

前阵子他轮休，我们约在老家巷口那家开了三十年的馄饨铺。一碗热乎的虾仁馄饨下肚，他搓了搓手，突然冒出一句：“你知道吗，干我们这行，最难的不是把人关进去，是把人放出来。”

我当时正咬着馄饨馅，差点没咽下去。在我印象里，狱警的工作不就是看管犯人，确保他们不闹事、服完刑吗？关人进去，意味着把危害社会的人绳之以法，是正义的实现；放出来，不就是刑满释放，让他们重获自由，皆大欢喜的事？怎么会难呢？

阿哲叹了口气，喝了口温热的馄饨汤，慢慢跟我讲起了他经历的那些事。

阿哲工作的监狱在城郊，离市区有四十多公里。刚入职的时候，他跟所有新人一样，满脑子都是“坚守岗位、维护正义”的念头。他跟着老同事学看管犯人、登记信息、组织劳动改造，每天按部就班，觉得把那些犯了错的人管得服服帖帖，就是尽到了职责。那时候他觉得，最难的就是应对那些不服管教的硬茬，有时候遇到故意挑衅、甚至自残威胁的犯人，得费好大劲才能安抚下来。

直到他工作第三年，遇到了一个叫老杨的犯人。老杨是因为聚众斗殴致人重伤被判了五年，进监狱的时候已经快四十岁了。他不像其他犯人那样要么消沉要么暴躁，反而格外沉默，每天按时劳动、按时作息，规规矩矩，几乎不跟人交流。阿哲一开始觉得，这样的犯人最省心，不用多费心盯着。

直到老杨快刑满释放的前一个月，突然开始失眠、焦虑，甚至在劳动的时候频频出错。有一次，他居然在车间里发起了呆，手里的工具掉在地上，差点砸到脚。阿哲赶紧过去询问，老杨抬起头，眼里满是迷茫和恐惧，憋了半天才说：“张警官，我出去之后，能干啥啊？”

阿哲这才意识到，这个看似顺从的犯人，心里藏着多大的恐慌。老杨老家在农村，父母早逝，年轻时跟着同乡出来打工，没文化没技能，只能靠卖力气赚钱。当年因为朋友义气参与斗殴，闯下大祸，老婆带着孩子跟他离了婚，从此断了联系。在监狱里的五年，他每天重复着同样的生活，不用想未来，不用面对外面的世界，可一旦要离开这个“牢笼”，他突然发现，自己连立足之地都没有。

阿哲试着开导他，说出去之后可以找份正经工作，好好过日子。可老杨只是摇头，语气里满是绝望：“我一个坐过牢的人，谁会要我啊？亲戚朋友都躲着我，老婆孩子也不认我，我出去了，跟死了有啥区别？”

那段时间，阿哲几乎天天找老杨聊天，给他讲一些刑满释放后重新开始的例子，还帮他联系了一家愿意接纳刑释人员的汽修厂。可老杨始终提不起劲，眼神里的迷茫越来越重。

直到释放那天，老杨拿着释放证明，站在监狱门口，迟迟不肯迈步。他看着外面车水马龙的世界，像个迷路的孩子，手足无措。阿哲送他到门口，拍了拍他的肩膀：“好好干，日子会好起来的。”老杨点点头，却没动，过了好一会儿，才慢慢挪动脚步，消失在人群里。

阿哲原以为，老杨会就此开始新生活。可没想到，半个月后，他接到了派出所的电话，说老杨因为盗窃被抓了，而且主动交代了自己的前科，说宁愿回监狱，也不想在外面流浪。

那一刻，阿哲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揪了一下，又闷又疼。他去派出所看老杨，老杨见到他，反而露出了一丝释然的笑容：“张警官，还是里面好，有饭吃，有地方住，不用想那么多。”

阿哲说，那是他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放一个人出来”有多难。关人进去，只需要法律的制裁，只需要履行程序；可放一个人出来，不仅要让他走出监狱的大门，更要让他走出心里的“牢笼”，让他重新接纳这个社会，也让这个社会重新接纳他。可现实往往是，很多刑释人员走出监狱，面对的不是包容和机会，而是歧视和排挤。

他们找工作，会因为“有犯罪记录”被拒绝；他们想回归家庭，会被亲人嫌弃；他们想融入社会，会被邻居指指点点。久而久之，很多人就会觉得，自己被这个世界抛弃了，与其在外面受尽冷眼，不如回到监狱里，至少那里还有一口饭吃，还有一个“归宿”。

阿哲还跟我讲了一个叫小宇的年轻人。小宇是因为故意伤害罪被判了三年，进去的时候才二十岁。他是家里的独生子，父母离异，跟着奶奶长大，因为一时冲动犯了错。在监狱里，小宇表现很好，积极参加劳动改造，还报了技能培训班，学了电工手艺。阿哲很看好他，觉得他年纪小，可塑性强，只要给他一个机会，一定能重新开始。

出狱前，阿哲帮小宇联系了一家装修公司，老板是他的远房亲戚，愿意给小宇一个试岗的机会。小宇也很珍惜，出狱那天，奶奶来接他，祖孙俩抱着哭了好久。阿哲以为，小宇这次一定能好好过日子。

可试岗还没到一个月，小宇就主动辞职了。阿哲打电话问他原因，小宇在电话里哭着说：“张警官，我受不了了。同事们知道我坐过牢，都躲着我，背后议论我，说我是个坏人。老板虽然没说什么，但看我的眼神也怪怪的。我每天上班都像在受刑，实在撑不下去了。”

阿哲劝他再坚持一下，说时间长了，大家了解他了，就不会再歧视他了。可小宇说：“我试过了，真的不行。他们看我的眼神，像刀子一样，扎得我难受。我觉得自己像个怪物，跟他们格格不入。”

后来，小宇回了老家，跟着奶奶生活。阿哲偶尔会给他打电话，问他的情况。小宇说，他每天就在家里待着，不敢出门，不敢跟人接触，生怕别人知道他的过去。奶奶年纪大了，身体不好，家里的开销全靠几亩薄田，日子过得很艰难。可小宇宁愿在家啃老，也不愿意再出去找工作，他说他怕了，怕再受到伤害。

阿哲说，小宇的事让他明白，很多时候，摧毁一个人的不是监狱的刑期，而是出狱后的歧视和孤立。这些刑释人员，其实大多都想好好过日子，都想重新做人，可社会给他们的机会太少，包容太少。

他见过太多这样的人，在监狱里积极改造，对未来充满憧憬，可一旦走出监狱大门，就被现实狠狠打了一巴掌。他们中的一些人，在一次次被拒绝、一次次被排挤后，慢慢失去了信心，失去了对生活的希望，最后又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回到了监狱这个“避风港”。

阿哲说，他现在最怕的，就是看到那些刑释人员，明明已经走出了监狱，却又因为各种原因，重新回到这里。每次遇到这种情况，他都会觉得，自己之前的努力都白费了，心里充满了无力感。

这些年，阿哲一直在做一件事，就是帮刑释人员联系工作，帮他们调解家庭矛盾，帮他们融入社会。他会利用休息时间，去走访他们的家庭，跟他们的亲人沟通，希望他们能多给这些人一些包容和关爱；他会主动联系一些企业，跟老板们沟通，希望他们能给刑释人员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他还会组织一些公益活动，让刑释人员参与进来，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他说，他知道自己一个人的力量很渺小，改变不了整个社会的看法，但他还是想试一试，哪怕只能帮到一个人，哪怕只能让一个人真正走出“牢笼”，重新开始，他也觉得值。

有一次，他帮一个叫老林的刑释人员找到了一份快递分拣的工作。老林因为诈骗被判了四年，出狱后，妻子跟他离了婚，孩子也被带走了，他一度对生活失去了希望。阿哲跟他聊了很久，又帮他联系了工作，还帮他争取到了探视孩子的机会。

老林很珍惜这个机会，工作很努力，每天起早贪黑，从不抱怨。慢慢地，他的收入稳定了，跟孩子的关系也缓和了，前妻也开始重新接纳他。有一次，老林给阿哲送了一面锦旗，上面写着“再生父母，恩重如山”。阿哲说，那一刻，他觉得所有的辛苦都值了，那种成就感，是任何东西都替代不了的。

阿哲说，其实这些刑释人员，他们也是普通人，只是一时糊涂犯了错。他们需要的不是指责和歧视，而是包容和机会。就像一棵长歪了的树，只要有人扶一把，给它阳光和雨露，它也能长得笔直挺拔。

我们总说，“浪子回头金不换”，可真正能做到接纳浪子的，又有多少人呢？很多人总觉得，犯过罪的人就永远是坏人，就应该被社会抛弃。可他们忘了，每个人都有犯错的可能，每个人都有改过自新的权利。

阿哲说，他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社会能多给刑释人员一些包容和机会，希望大家能摘下有色眼镜，不要因为他们过去的错误，就否定他们的一生。希望那些刑释人员，能真正走出心里的“牢笼”，重新融入社会，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那天，我们在馄饨铺聊到很晚，馄饨汤凉了，可心里的感触却越来越深。我看着阿哲，这个曾经的软心肠，如今眼神里多了几分坚定和沉重。他每天面对的，不仅是监狱里的高墙铁网，还有人性的复杂和现实的无奈。

他说，关人进去，是结束一个错误；放人人出来，是开始一个希望。可这个希望，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守护。如果我们都能多一份包容，少一份歧视；多一份理解，少一份排挤，或许就会有更多的刑释人员，能真正走出“牢笼”，重新拥抱生活。

离开馄饨铺的时候，夜色已经很深了。街上的路灯亮着，照亮了回家的路。我突然想起阿哲说的那句话：“最难的不是关人进去，是把人放出来。”原来，真正的正义，不仅是惩罚罪恶，更是救赎人心；真正的善良，不仅是同情弱者，更是包容那些曾经犯错的人，给他们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

而我们每个人，或许都能做些什么。比如，当身边出现刑释人员时，不要指指点点，不要恶语相向；比如，当他们找工作时，如果有机会，不妨给他们一个尝试的可能。有时候，我们的一个微笑，一句鼓励，一个机会，就能成为他们走出“牢笼”的勇气，就能改变他们的一生。

毕竟，每个人都值得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哪怕他们曾经犯过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