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滨州的老辈人提起“杜家”，都得竖起大拇指——这家出了“父子五翰林”，堪称清代科举界的“神话”。而缔造这份荣耀的核心人物，就是活到95岁、历经四朝的杜堮。这位贤良祠里的“长寿学霸”，不仅自己官至礼部侍郎，还教出了一代名臣，用一生诠释了“耕读传家久”的真谛。
杜堮的起点，是自带“学霸基因”的世家。祖上从明朝起就出进士、布政使，到了他这儿，更是把读书天赋拉满。19岁考秀才，直接拿下滨州第一名，督学考官当场夸他“独得乾坤清气”，断言他将来必是“翰苑才”。更牛的是，乾隆皇帝巡游泰山时搞了场召试，杜堮八门功课考了七门第一，直接被赐“举人”身份，相当于跳过乡试直达“高考”，这运气加实力也是没谁了。
不过这位学霸也不是一路顺风顺水。30岁出头两次参加会试都落榜，为了养家糊口，他只能带着儿子去当家庭教师。直到38岁那年，才终于考中进士，挤进翰林院这个“官员火箭班”。在翰林院的15年里，他天天“握丹墨、囊笔砚”，披星戴月纂修国史，连寒暑雨雪都不偷懒，硬是凭着这份踏实，得到了嘉庆皇帝的赏识。
杜堮这辈子最亮眼的标签，除了“学霸”就是“教育达人”。嘉庆皇帝亲自点名让他当顺天学政，相当于现在的北京教育厅长，还特意嘱咐他“留心训诫士子”。他到任后发现当地邪教滋生，立马写了篇《明义辟邪说》，既劝化百姓又规范学风，连皇帝都忍不住加了几句批注称赞。为了考察学风，他顶风冒雪走遍顺天各个州县，忙到“力疾视学，逾日遂不能起”，连节假日都在赶路，这份敬业劲儿在官场实属罕见。
后来外放浙江学政，杜堮更是把“教育狂魔”的特质发挥到极致。浙江文风盛，但他仍坚持“先实行而后文章”的原则，既看重才学更看重人品。在湖州任上，他接到儿子杜受田考中进士的喜讯，特意题写“闻喜堂”匾额，既纪念儿子，也激励当地学子。他还把两个孙子带在身边亲自教导，白天办公，晚上督学，硬生生把“家庭教育”做成了典范。
更让人佩服的是杜堮的家风传承。他定下“治家严整，虽私室燕处，肃若朝典”的规矩，家里哪怕闲坐聊天，也规矩得像朝堂议事。他整理《述训》作为家训，撰写《家塾绪语》当教材，教子女“先做人再做学问”。在他的熏陶下，儿子杜受田成了道光帝的老师、协办大学士，孙子杜翰官至军机大臣，连重孙都进了翰林院，创下“父子五翰林”的科举奇迹，这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少见。
杜堮的个人品行更是让人称赞。妻子去世后，他30多年不再续娶，身边连佣人都没有，生活完全自理，还写下“年年此际黄花后，一度南楼几断肠”的诗句悼念亡妻，这份深情在古代官员中实属难得。为官30多年，他“持恭清正，办事谨慎”，从不结党营私，咸丰皇帝评价他“品行端方，学问醇粹”，73岁辞官时，皇帝还特许他“不必经常到衙，以便休养”，这份荣宠可见一斑。
95岁病逝后，咸丰皇帝亲自上门祭奠，追赠他大学士，谥号“文端”，还破例将他入祀贤良祠。要知道，贤良祠里大多是战功赫赫的权臣或政绩卓著的能臣，而杜堮一生主要深耕教育和文化，却能凭“立德树人”的功绩入选，足以证明他的影响力。他留下的百万字著作《石画龛论述》，全是蝇头小楷写成，至今仍是研究清代文化的珍贵资料。
回看杜堮的一生，没有惊天动地的伟业，却用95年的坚守，活成了“家风传承”的典范。他告诉我们：真正的家族荣耀，不是一时的高官厚禄，而是代代相传的品德与学识。这位贤良祠里的“教育界天花板”，用“父子五翰林”的传奇证明：好家风，才是一个家族最宝贵的财富。如果你生在这样的家庭，会不会也忍不住发奋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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