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开年，电影《飞行家》以超过6700万元票房和豆瓣7.2分的成绩，在寒冬中划出一道暖流，兼具市场热度与艺术口碑。
这部由双雪涛同名小说改编、鹏飞执导的电影，讲述一位普通东北工人李明奇（蒋奇明饰），在时代的冻土上执着于追逐飞行梦的故事。剧中没有英雄史诗的恢弘，只有普通人踮起脚尖触碰天空的执拗。扎根于东北的叙事里，有国企改制浪潮与下岗阵痛，有迪斯科舞厅的年代感，有改革开放洪流中的波浪起伏与坚韧，也有身在沟渠中依然仰望星空的浪漫主义。
有影迷感叹，哪怕是贫瘠单调的年月，总还是有人想要往上一够，试试飞行的感觉，“看看离开地面哪怕三米五，视线可以带动视野如何更易，这是仰望群星的意义，却又是脚踏实地的意义”。《飞行家》让人感同身受的是，那些看似被时代碾过的小人物，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温柔反抗着重力。
“李明奇用一辈子去追逐飞行梦，尽管经历挫折，但还是守住自己心里的那团火，这是我想和当代观众建立的连接——无论时代怎么变，相信自己，不被外界左右，这种坚持本身就很有意义。”鹏飞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这样说道。
重构“失败者”的浪漫叙事
《飞行家》是鹏飞的第四部电影。他之前的作品都是以温柔、清亮而云淡风轻的方式讲一些沉重的题材，比如讲述边陲少数民族地区留守儿童的《米花之味》，又比如讲述日侨遗孤无血缘母女情的《又见奈良》，都是口碑佳作。
他轻盈的影像叙事风格，与双雪涛写于2017年的小说《飞行家》叠加，就是一次“很对胃口”的合作。
剧本创作前后耗时四五年，拍摄只用了52天。鹏飞为电影构建了三个季节：上世纪70年代夏日的炙热理想、80年代秋日的蓬勃生机、90年代冬日的凛冽现实。他用碎片化的叙事勾勒了李明奇的一生——一个在时代洪流中屡战屡败的“犟种”。这个角色在小说中是“缺席”者，没外貌描写，没心理铺陈，而是通过他人的转述来呈现。
电影将小说中隐去的细节逐一展开，聚焦李明奇与妻子高雅风（李雪琴饰）跨越几十年的相守。蒋奇明是广西人，这次褪去方言外壳，以纯正东北口音登场，演出了异乡人与环境的疏离感。李雪琴饰演的纺织女工弯腰捡纱锭的姿势，则会让东北观众想起身边那些平凡普通的女性。
“这部电影有复杂的人物关系和情感，还包含不同年代的时代背景变化。家庭既支撑你，也可能也在规训你、束缚你。”李雪琴说，《飞行家》是一部理想主义者电影，其中又涉及东北人的精神故乡、时代变迁、家庭牵绊，以及东北夫妻那种“表面上吵吵闹闹，但关键时刻最懂彼此”的情感连接。
李明奇的飞行不再只是个人执念，而是与家庭责任、时代变迁紧密交织的。他的飞行是为了守护家人，这种“带着镣铐起舞”的浪漫，更贴近真实生活。
小说中，李明奇的形象更多通过亲友的回忆拼贴而成，他的飞行梦最终以热气球上的消失告终，充满诗意与悲怆。
原著里失败者的孤独感，转换到电影里，被家长里短的琐碎所牵绊。
双雪涛表示，在文学世界有一个失败者谱系，很多伟大作家会把失败者和幽默相结合。但在电影里，他把失败者李明奇调整为一个普通人，“普通人有可能感受到成功的瞬间、伟大的瞬间。他们身上没有失败者那种锋利，会有很多害怕的东西、牵挂的东西以及在意的情感。”
电影选择了更温暖的结尾，李明奇为了换取10万元救家人，从高塔上一跃而下，用一场近乎悲壮的飞行，博一个希望。这个剧情设计打破了原著中“消失于夜空”的开放式结局，鹏飞说：“我实在太心疼李明奇了，一定要让他飞一把。他为了救命钱，冒着生命危险登塔飞行，这种殊死一搏的勇气很可贵，希望观众看完后，能点燃内心藏着的火苗，对生活更有勇气，而不是被挫折击垮。”
飞行梦与时代共振
相比鹏飞过去的文艺电影，《飞行家》明显有更强的商业片意识，票房也是他迄今为止的最佳，被视作鹏飞从文艺片向商业转型的关键一步。
原作中冷峻而残酷、充满历史伤痕的东北往事，在电影中被重塑为一个温情而轻盈，从节奏和叙事上更符合商业逻辑的追梦故事。
长达六年的筹拍过程，被他描述为“辛苦又痛苦”，时常处于焦虑中，团队在这些年里数次想放弃，最终还是坚守下来。
《飞行家》的时间线横跨上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从集体主义的荣光到市场经济的浪潮，李明奇的飞行梦想始终与时代共振。影片中，他的飞行器从笨重的大铁疙瘩演变为仅飞3.5米高的小型装置。
3.5米是双雪涛提出的数字。在大集体时代，李明奇的大型飞行器更多是为了集体荣誉，到了改革开放后，3.5米的高度更贴合时代，人们开始有服务个人的意识，关注实在的生活，就像私人汽车开始出现一样，李明奇的梦想变得更具体、更贴近生活。
剧中有一句台词：“人站得高了，视野就会开阔，视野开阔了，整个人就开阔了。”
李明奇的每一次飞行，都有不同的时代背景和心理动机。第一次飞行是证明自己，结果炸伤小舅子三根手指，让对方失去上大学的机会。第二次飞行是为了给舞厅打广告，梦想变成生存工具。第三次飞行则是为了筹集侄子的医药费，参加电视台的挑战赛，满身贴着广告跳伞。
当李明奇从599米的高塔纵身跃下，身后拖着的广告横幅在寒风中猎猎作响，像一只受伤的鸟试图掠过东北灰蒙蒙的天空。这是导演有意设置的时代意象——在千禧年前后，有很多人在勇敢追梦，比如1997年柯受良为庆祝香港回归，驾车飞越黄河口瀑布；2001年张健横渡英吉利海峡。
大银幕上，手工焊接的飞行器零件带着毛边，实景拍摄的跳伞戏卷着真实气流。蒋奇明在零下30摄氏度的严寒中冻红了鼻子，呼吸紊乱、氧气被掏空的颤动，都是东北严寒里的自然写实。
鹏飞说，电影的基底就是“真”，“只有足够‘真’，大家才会相信我们最后能‘飞’起来。”电影有很多飞行场景的空中戏，都用专业极限运动员拍摄。热气球实拍升至数千米的高空，极限运动员连续6天跳伞数十次。
李明奇用三次飞行，构建自己梦想下坠的轨迹，那是追梦人对现实的一步步妥协，反而有一些温情与动人，贴近双雪涛原著精神。导演用“放弃”来写“执着”，用“不完美”来写“完美”，“在最后用跳塔的方式实现梦想，这种看似落后于时代的坚持，在那个时刻反而变得超前、引人注目”。
但不少原著党会认为，电影的改编太大，主要情节大部分被删除。小说里三代人的命运纠葛，都浓缩成一个普通人自制飞行器的励志故事。原著对时代的反思，以及那些荒诞的描述、对人生命运的拷问，都被淡化。
电影结尾，李明奇完成飞行挑战，拿了奖金，救了侄子。这种合家欢的完美结局，既符合商业片逻辑，又避免了对苦难题材的沉溺。导演试图让观众感受到希望，在生活的苦难与残酷之外，人依然可以坚持在坠落中扑腾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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