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覃在前些日子发布了《努尔哈赤撒个弥天大谎，骗过了天下人，骗得他的后代子孙深信不疑》一文到“覃仕勇说史”上，文中提到了一部名叫《旧满洲档》的奇书。
这部奇书，是精通满语的台湾学者广禄和李学智，通过整理收藏在台湾台中市雾峰北沟故宫博物院地库一大批无人问津的老满文档案整理出来的，于1969年出版。
《旧满洲档》的公开出版，引发了学术界无数专家、学者投身其中，大批量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
许多学者都注意到，《旧满洲档》第九册的4415页有一则这样的记录：“是日，淑勒汗交付二画工张俭、张应魁据先祖英明汗行事典例书绘制图画的工作，很好地绘制完成了，赏张俭人一对、牛一头，张应魁人一对。”
其实，这也不是什么新材料。
因为，《太宗文皇帝实录》里面也有相似记载，天聪九年(1635)八月乙西:“画工张俭、张应魁恭绘《太祖实录战图》成，赏俭人口一户、牛一头，应魁人口一户。”
两相对比，我们就可以知道，《太宗文皇帝实录》里面提到的《太祖实录战图》，即是《旧满洲档》里面说的“据先祖英明汗行事典例书绘制图画”的书籍。
这本《太祖实录战图》，既然是“据先祖英明汗行事典例书绘制图画”，那就是一本妥妥的连环画了。
我们知道，努尔哈赤崛起前建州女真人的文化程度是很低的，甚至都没有自己的文字。
虽说在努尔哈赤的过问下，好歹也创制出了文字，但识字的人并不多。
那么，制作连环画，就是一件最正常不过的事了。
不是吗？生活在原始社会里的人，不就流行“结绳记事”和“画图记事”吗？
因此，就有人怀疑，这本《太祖实录战图》就是接近于“结绳记事”和“画图记事”一类比较幼稚的原始材料，，即里只有图画，没有文字。
对清实录研究颇有心得的日本学者松村润在2002年发表了《清太祖实录研究》一文，文中宣称：“《太祖实录图》只是图画本。”
十年之后，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博士生杨勇军在《〈满洲实录〉成书考》一文中秉承此说，直言：“《太祖实录战图》只是一本没有文字的图册。”
可是，天聪九年，后金不是已经创制出文字了吗？凭什么它不能像现在的连环画那样，附带有文字说明呢？
松村润给出的依据简单粗暴：
“《旧满洲档》里只有关于画完图的记载，且在天聪九年(1635)八月乙西受赏赐的也只是画匠，仅此一点，便知《太祖实录图》只是图画本。”
杨勇军的说法也大同小异，称：
“从仅有二画工得到赏赐上看，可知被后世所称的《太祖实录战图》，当时确实仅为图册，没有文字。”
毫无疑问，松村润、杨勇军的说法太过武断，太过偏激，与绝大部分学者的看法相左。
绝大部分学者都认为，《太祖实录图》是一部带插图、有文字的体式特殊的早期实录。
想想也对，既然都已经有文字了，在图画旁边补充上一点文字，很难吗？
不说别的，中国古代的画家，每每完成了一幅画作，意犹未酣，不过瘾，还要在画的空白处题上一两首诗呢。就算不会题诗，也技痒难搔，附上几句文字说明。
孟森在《康熙重修太祖实录跋》中断言：
“清太祖第一次纂修实录，在天聪九年。先成太祖战迹之图，每图带说。”
即《太祖实录图》是又有图画，又有文字的。
但是，图画与文字，是先有图画呢？还是再有文字呢？
秦国经、胡启松两人在《清代的实录》称：
“书中记事均先图而后说。”
认为，这本《太祖实录图》有点类似于中国古代画家作画，即是先构图，把图画出来了，再根据图中画面，把图画要表达的内容通过文字写出来。也有点类似今天的“看图说话”。
清史学家薛虹却很不以为然，在《清太祖实录的史料学研究》指出：既然称之为“实录图”，则“绘图之前必然有实录稿本为依据”。
薛虹的说法，比较合乎创作的逻辑和规律。
现代连环画的制作，以及戏剧、电影等等艺术表现手法，不都是得先有文字脚本、剧本，再在此基本上进行构思和创作的吗？
台湾学者庄吉发在《清史拾遗》也提出：
“此书先由巴克什额尔德尼修成，经库尔缠增补，并由画工张俭、张应魁绘图。”
不过，就算确定了《太祖实录图》里面有文字，而且是先有文字，再有图画，那这里面的文字是满文呢？还是蒙文呢？还是汉文呢？这三种文字还是同时出现呢？还是分成三种不同的版本存在呢？
乔治忠在《清太祖一朝实录的纂修与重修》 一书中做了大胆推定，“其应为满文、蒙古文和汉文三体合一并有图穿插其间的体式。”
谢贵安先生却在《〈清实录〉稿底正副本及满汉蒙文本形成考论》一文中提出了较为合理的观点：后金时期，努尔哈赤、皇太极等人均是用满语发布命令，那么，记录这些命令的诏令，就是用满文写的，所以，“修实录时，先撰写满文本，再译成汉文本和蒙古文本”。
台湾学者陈捷先在《满文清实录研究》中持此观点：
“早期满洲部族的文献是先以满洲文字记注，汉文本都是由满洲文翻译而成的。”
因此，《太祖实录图》并非“满文、蒙古文和汉文三体合一并有图穿插其间的体式”，而是分别有满文本、蒙古文本和汉文本。
且后二者都是前者的译本。
齐木德道尔吉在《满文蒙古文和汉文〈清太祖实录〉之间的关系》一文中还明确指出：在三种实录文字中，满文本是最先成的，汉文本次之，蒙古文本最后，即“先将满文原件根据实录编写的需要撰写为满文实录体文字，在此基础上译成汉文，最后从汉文译成蒙古文”。
但是，这三种版本的《太祖实录图》都流传下来了没有呢？
现在的清史学家大多认为《太祖实录图》流传下来了。
此话怎么说呢？
方甦生在《清太祖实录纂修考》一文中提出，皇太极命人创作《太祖实录图》的初衷，就是制作一部记录其父努尔哈赤行言的“实录书”。书成，却在与汉人接触过程中发现与汉人历代帝王实录体例不合，且有图画，显得幼稚可笑，于是让人“去图尊谥”，另外写成了《太祖武皇帝实录》。
孟森在《康熙重修太祖实录跋》中把此事讲得更明白：《太祖武皇帝实录》是对《太祖实录图》剔除插图而改编的纯文字版本，二者同源，且当时都称之为《太祖武皇帝实录》。
不过，王静芳在《清太祖实录的编纂、版本及史料价值》一文中指出：《太祖武皇帝实录》的原书名为《大清太祖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武皇帝实录》，在天聪七年开始纂修，崇德元年(1636)十一月书成，分为四卷，以满、蒙、汉三种文字缮写。顺治进行过重修，才
改名为《太祖武皇帝实录》。
康熙当国，认为《太祖武皇帝实录》里面的文字太过粗鄙，不够文雅，命大学士勒德洪为监修总裁官复加修改，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修成《太祖高皇帝实录》，合凡例目录满、蒙、汉文各十二卷。
雍正当国，又对《太祖高皇帝实录》进行了再一次大规模修改，到乾隆四年十二月(1740)，竣工，共十三卷。存大内、皇史成、内阁本均缮满、蒙、汉文各一部。
孟森认为，图画版的《太祖武皇帝实录》（即连环画《太祖实录图》）流传到了乾隆朝，乾隆认为，“此为孤本”，“恐其遭意外之损，所以摹绘了新本”。
孟森所说的“新本”，就是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于1905年从盛京崇谟阁见到的《满洲实录》！
即从这个角度来说，《太祖实录图》算是流传下来了。
但是，史学界对此持较大争议，前面提到松村润、陈捷先、杨勇军等人都认为：《满洲实录》只是乾隆朝官方伪造的最后一本努尔哈齐实录，并非重绘自《太祖实录图》，书中图画部分只是 “在‘重绘’77幅《太祖实录战图》的基础上补绘了关于满洲起源神话的6幅图”。
不管如何，在清朝历代皇帝实录中，清太祖努尔哈齐实录版本最多，现在流传下来的有《太祖武皇帝实录》、《满洲实录》和《太祖高皇帝实录》三部。其中，《太祖武皇帝实录》和《满洲实录》的文字极其接近。但，《满洲实录》应该是三者中最原始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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