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能够提供一个自主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生产体系的时候，一方面为“全球南方”的知识生产提供了新的合作选项，另一方面能激励“全球南方”国家构建本国的自主知识生产体系。而在这一问题上的“南南合作”，将能够推进建构“全球南方”互联互通的知识生产机制，并促进“全球北方”的自我反思，在全球范围内推动想象力与创造力的解放。
原文 ：《从“北方赢学”到“全球南方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生产体系”》
作者 |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副部长 章永乐
图片 |网络
“全球南方”为何需要成为自主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生产主体？如何才能成为自主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生产主体？“全球南方”与“全球北方”的分野，植根于结构性的发展不平衡：长期以来，“全球北方”在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掌握了产业链的关键环节与主导权，掌握着大部分规则的制定权，同时也在知识生产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就连“全球南方”讲述自己的故事的叙事框架与理论模型，也往往是由“全球北方”提供的。这种认知上的“锁定”，不仅限制了对本土现实的深刻理解，更阻碍了对不同发展模式和替代性可能性的想象与探索。
“北方赢学”：一套不断胜利的历史叙事
在二十世纪20年代，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系统探讨过意大利的南北问题。在葛兰西看来，意大利南北方的不平衡，并非地理或文化的自然差异，而是意大利资产阶级革命不彻底的历史产物。南方沦为北方的廉价劳动力、原料供应地以及商品倾销地，南方的地主与北方资产阶级结盟，从而导致南方的农民受到双重的压迫。在北方的主流话语中，南方被描绘为懒惰、愚昧、野蛮的形象。而北方的工人阶级在主流话语影响之下，也根本无法意识到自身与南方农民的共同利益。葛兰西所描述的意大利内部南北问题，以一种结构性的相似呈现在全球南北问题当中。一旦我们开始追问：谁设置知识生产体系？谁设置议题？谁掌握评价标准？谁给出解释框架？谁提供材料？问题就变得清晰起来。长期掌握产业链主导权与经济剩余索取权的“全球北方”，同时也掌握了生产舆论话语和学术话语的主导权。类似于意大利北方的统治集团生产关于南方的话语，“全球北方”的统治集团也根据自己的需要，制造一套胜利主义叙事，生产出“全球南方”的形象，通过对比，证明自己具有内在的优越性，有资格一直“赢”下去。“全球北方”统治集团为自己发明的胜利主义叙事，我称之为“北方赢学”，它在极大程度上影响了“全球南方”的自我认知和自我书写。
“北方赢学”从“全球北方”的主导地位向前追溯，建构起一套不断胜利的历史叙事：从希腊的哲学与城邦民主遗产到罗马的共和与法制遗产，从封建制对君主权力的限制到近代限权宪法，从基督教的兴起到近代宗教信仰自由的确立，从所谓“大航海”到西方主导的世界市场的形成，那些古老的非西方文明纷纷被西方打败，尚未完全沦为殖民地的国家纷纷以西方为范例进行变法。在这一叙事模式中，像日本这样的非西方国家通过仿效西方，成功地跻身于发达国家，被视为西方制度本身具有优越性和普适性的论据。这一“全球北方”的胜利主义叙事包含的认知模式，是“空间的时间化”：一旦用“先进-落后”的时间标尺来丈量空间，那些被归入“落后”的国家和区域，其既有的制度和实践中偏离“全球北方”标准的部分，被认为只具有暂时的过渡价值，在未来的发展中，必将被超越。这些国家和区域需要做与能够做的，就是反思自己为何不能一步到位地实行“全球北方”制定的标准，或者根据自己的国情，逐步推行“全球北方”的标准，这些国家和区域的现代化进程，就被视为一个自我反思、自我改造以“达标”的故事。
未能给“全球南方”国家留出主体性位置的胜利主义叙事
这套未能给“全球南方”国家留出主体性位置的胜利主义叙事，其本身很难说是科学，而是具有科学论证外观的“北方赢学”。“北方赢学”是“全球北方”为自己的胜利所提供的系统性解释，具有非常重要的政治社会功能：对内塑造对自身制度模式的认同，消弭潜在的批判；对外塑造高端形象，一方面有助于提升自己输出商品的品牌价值，另一方面，许多“全球南方”国家的精英浸润于“北方赢学”之中，其对于现代化路径的想象被锁定于特定模式，这就大大降低了“全球北方”在国际政治中说服“全球南方”的成本。总而言之，“北方赢学”回应了“全球北方”在国际体系中维持自身优越地位的内在需求。但随着“全球南方”的加速崛起，“北方赢学”也日益明显地表现出自身的薄弱环节。
一是“历史错位”的归因模式。将“全球北方”崛起后定型的模式论证为其成功的原因，没有承认在崛起过程中发挥作用的一系列制度与实践并不符合最终发展出的模式。西欧列强在崛起过程之中，曾经长期鼓励出口，限制进口，控制原材料流动，扶持和控制国内经济活动，尤其是具有战略和军事价值的工业，实行对外殖民、奴隶贸易、贵金属掠夺等，并采用各种手段获取其他国家的技术。但等到西欧列强确立起自己的优势之后，确立了另外一套制度和实践，并将其论证为自己成功的原因，便不允许“全球南方”采取其所采取过的那些制度和实践。比如说，“全球北方”列强要求“全球南方”对其开放市场，给后者保护民族产业的做法贴上“民族主义”“保护主义”标签。在政治上，“全球北方”发展出了普选权+多党竞选的模式，这一模式是经过数百年而形成的，但许多“全球北方”精英却要求“全球南方”一步到位推行这一模式，无视当地复杂的社会形势和对政治稳定的需要。这种“历史错位”的归因模式，对“全球南方”构成一种巨大的理论和实践压力。
二是对“生态位落差”的遮蔽。“北方赢学”往往将“全球北方”与“全球南方”国家视为同一起跑线上的竞赛者，谁能在现代化竞赛中胜出，取决于各自的内在能力。很多新制度主义的解释，事实上都遵循这一模式，系统性地忽视了“全球北方”与“全球南方”在国际体系中居于不同的“生态位”，前者在很大程度上掌握了对后者经济剩余的索取权。今天的“全球南方”是过去殖民体系中的底层，深受殖民统治之害。在形式上的“去殖民化”之后，“全球北方”仍然占据了较高的经济生态位，掌握着大部分国际规则制定权。而大部分“全球南方”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习惯于在发达国家主导的产业链当中占据低端的位置，对“全球北方”的跨国资本体现出显著的软弱性。在这一结构性的不平衡之下，“全球南方”国家没有机会真正获得自主发展的时间与空间，就被迫卷入一场注定不公平的全球博弈之中。
三是对时代变局的解释孱弱无力。“北方赢学”论证只有遵循“全球北方”的模式才能“赢”，但现实中发生的现象是，遵循“全球北方”药方的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未能获得迅速发展，中国不遵循“北方赢学”推崇的模式，反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与此同时，许多“全球北方”国家出现了制造业衰退、科技创新乏力、社会分裂加剧的局面。“全球北方”国家的理论家大致有以下几种回应姿态：第一种论证中国只是暂时看起来在“赢”，但由于根本的制度局限，最终会走向失败，这种回应基于对中国制度和实践的贬斥，从根本上是一种循环论证；第二种姿态是论证中国虽然在发展过程当中未能采取北方的模式，但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中产阶级的兴起，人们对于生活提出越来越高的标准，最终会采取“全球北方”的模式。这种回应已经做了很大的让步，承认“全球北方”崛起之后确立的模式可能是崛起的结果，而不是其崛起的原因。但认为中国在发达之后，也必然会采取北方模式，显然是假设中国缺乏创造新模式的能力。第三种姿态是承认中国取得很大成就，但认为中国利用“低人权优势”进行不公平竞争，拉低了世界底线。许多“全球北方”的智库学者和政客共享了这种逻辑，指责中国的发展依赖于极低工资、强迫劳动、国家补贴、知识产权盗窃等不公平竞争手段。这些说法没有一个真正经得起推敲，但仍然在“全球北方”舆论界大行其道，并影响到许多“全球南方”国家民众对于中国的认识。
四是理论逻辑出现“反噬”。随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很多“全球北方”国家的制度和实践也在偏离“北方赢学”叙事。“北方赢学”教导“全球南方”要奉行自由贸易，不要搞贸易保护主义，但现在无论是欧洲，还是欧盟国家，都越来越多地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北方赢学”教导“全球南方”应当深化以多党竞选为标志的民主建设，但近年来一系列极右翼社会运动与政党在“北方赢学”国家的崛起，已经给本地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冲击；“北方赢学”教导“全球南方”应当学习北方国家的法治模式和反腐实践，但近年来，北方国家政客的权力滥用与腐败，从滥用总统赦免权为亲信开脱，到政客靠自己参与的决策信息来操纵股市，都日益显著地展现在世人面前。这些现象导致了“北方赢学家”内部出现分裂，有些试图将“赢学”逻辑贯彻到底，承认“全球北方”背离自己传统走上“邪路”；有的“赢学家”试图修改“赢学”理论，论证在特殊情况下可以暂时偏离一般标准，但例外并不影响常态的成立；还有一些“赢学家”寻找一些比较琐碎的解释理由，比如弗朗西斯·福山认为西方之所以出现当前的社会政治危机，根本原因是因为互联网放大了在之前显得并不重要的矛盾，从而带来了危机。
激励“全球南方”国家构建本国的自主知识生产体系
随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北方赢学”很多论述的弱点，已经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在世人眼前。在这一时势之下，“全球南方”学者有必要突破“北方赢学”对自身想象力和能动性的限制，反思“全球北方”所设置的知识生产议程。作为中国高校学者，我在教学研究中经常会碰到很多亚非拉国家的学者，尽管他们自己国家亟待全面推进国家政权建设、工业化、教育普及和减贫，但他们往往热衷于讨论LGBTQ这样的问题，对本国的急迫需要并没有回应，这就是研究议程设置受制于“全球北方”的体现。但要独立设置议程，仅靠个人勇气是不够的，还需要建设自主知识体系的制度保障和资源投入，比如说，要有自己的高校、实验室与研究平台，有自主控制的教职体系与出版体系，探索形成自己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有这些保障之后，一个学者即便不按照北方的议程设置做学问，也能够有研究经费的支持，顺利开展研究活动。最后，掌握评价权，无论是对作品的评价，还是对人才贡献的评价，要有适合“全球南方”自身社会需要的评价标准。比如在美国“顶刊”上发表一篇根据“北方赢学”标准评判中国减贫成就的论文，究竟是否应当被视为重大贡献，中国必然要有自身的评价尺度。与此同时，也要指出，掌握自主评价权，不应该是拒绝与国际同行交流的“关门主义”。自主评价需要在国际比较的视野中，考察一个成果究竟是否提出了新的问题，给出了新的答案，并对其他国家的同行产生了影响。
中国自主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生产体系建设，具有为“全球南方”自主知识生产体系进行“根据地”建设的重要意义。当中国能够提供一个自主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生产体系的时候，一方面为“全球南方”的知识生产提供了新的合作选项，另一方面能激励“全球南方”国家构建本国的自主知识生产体系。而在这一问题上的“南南合作”，将能够推进建构“全球南方”互联互通的知识生产机制，并促进“全球北方”的自我反思，在全球范围内推动想象力与创造力的解放。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988期第3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程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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