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其：睿智而“木讷”的哲学大师|冯友兰|哲学史|季羡林|张世英|张岱年|张申府|陈其

作者简介：陈其，1950年出生于北京。1978～1985年，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先后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1990～1997年，留学美国夏威夷大学历史系，获博士学位。曾任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室主任、中国教育学会历史教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编写多套历史教科书。著有《史海萍踪》《海归心路》《回望美国》；合著《北大老宿舍纪事·中关园》（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编著《燕园陈迹》（2024年，中国华侨出版社）和《燕园絮语》（2025年，世联出版社）。2010年退休。作者授权发布。

引子

20世纪后半期起，北大中关园居住着多位哲学系教授。在西方哲学史方面，有洪谦[1]、任华、齐良骥、张世英、黄楠森等，在中国哲学领域则有任继愈[2]、汤一介（北大校长汤用彤之子），再有一个就是著名的张岱年先生。

张先生住在沟西16号。他1909年出生，显得较为老成。他比周边的教授要大个七八岁，甚至一轮。如他的近邻史学家张芝联是1918年出生，西语系才子吴兴华1921年出生。印象中，他夫人低调，基本不怎么露面。其实，她是个很有来头的女性，暂先按下不表。他还有一个儿子，因与我的年龄差距较大，故无交集。

在我们眼里，张老先生只是个深不可测、不苟言笑、沉闷孤独的老人。我记事的年纪，他应该近50岁了。他总是扣着一顶鸭舌帽，蓄着一绺略略泛白的小胡子。他个子比较高大，略略驼背，走起路来，身子微微前倾。虽然样子不是很帅，但颇有特色，故引起我们这些小顽童的好奇。我们总是私下嘀咕：这老先生倒底何许人也？

回家问父母，他们都即刻露出尊敬的眼神和表情，大大赞赞扬了他。父亲还叹息地说：“可惜跟我一样，命运不济啊”。等我们逐渐成长起来，接触了高等教育，特别是步入了历史学科，还涉及到哲学史后，才领教了老先生的来头和分量，更理解了他当时的表情和行为特征。原来，1957年，他48岁时[3]与家父同命相连，懵懵懂懂地戴上了“右派”帽子。现在，他那时的表情和神态，我就有了明确答案。想起家父的同样境遇，我更是感同身受，理解至深。

一、双料大师高山仰止

张岱年（1909-2004）先生是北大哲学系教授，当代著名哲学家和哲学史家。

他出生于北京，其兄是著名学者、中国共产主义的早期风云人物张申府。少年时期，他广泛阅读中国古典经籍，打下了深厚的国学根基。后受张申府影响，他开始接触西方哲学，包括罗素、穆尔的分析哲学和马克思的唯物论，并阅读了大量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著作，形成了兼通中西的学术视野。1933年，他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毕业后受聘于清华大学哲学系任助教。

20世纪30-40年代，是张岱先生思想的形成和成就高峰时期。20世纪30年代，他通过辩证唯物论与逻辑分析方法，初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哲学体系。在抗战时期的艰苦环境中，他蛰居北平，潜心著述，于1942年至1948年间完成了《哲学思维论》《知实论》《事理论》和《品德论》等一系列重要论著，构建了其“分析的唯物论”哲学体系。这四部书稿与他晚年所作的《天人简论》合称为“天人五论”，是其哲学思想的结晶。

新中国建立，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后，张先生转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直至退休。在1950-70年代的特殊时期，因1957年的问题和社会动乱，他的学术研究受到极大限制，但他仍矢志不渝，坚持思考、笔耕不辍。

忍辱蒙冤22个春秋后，迎来改革开放，张先生终于开始了其学术生涯的第二个春天。他立即积极参与“文化热”大讨论，系统提出了“综合创新”的文化观，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化讨论中最有影响力的学说之一。他还主持了多项国家级重大学术项目，特别是担任了《中国哲学大辞典》和《中国唯物论史》的主编，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哲学研究人才。

总结起来，张岱年先生的一生在几方面作出了突出的学术贡献。

张先生同为哲学史家和哲学大家，这是学界公认的称号。本人是哲学和哲学史的门外汉，尝试着解释这一双重称号：哲学是一种世界观，统领着人门对世界的总体看法，判定世界是唯物还是唯心的属性。它又与一定的方法论相结合，来具体解释这个世界的内部运作机制。哲学史则是追寻不同哲学流派在漫长历史过程中的叠加、流变、相互融合的过程，考察不同哲学家思维活动的具体历史场景和个人际遇，进而梳理出某种思想潮流的演变规律。实话实说，同时兼有这“双重大师”身份的学者还真是不多见。

首先，张先生开拓与深化了中国哲学史研究。他突破了传统的“流水账”式哲学史写法，首次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系统梳理了中国哲学的概念、范畴和问题体系。他的《中国哲学大纲》（完成于1937年，出版于1958年）是中国第一部以哲学问题（如宇宙论、人生论、致知论）为纲，系统阐述中国哲学发展脉络的巨著，至今仍是该领域的经典必读书。其次，他坚持唯物传统的发掘。他高度重视并系统研究了中国古代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的传统，表彰了如张载、王夫之等唯物主义哲学家，著有《中国唯物主义思想简史》等，填补了学术空白。

张先生不仅是哲学史家，更是一位有自己坚实和缜密逻辑体系的哲学家。他对哲学理论进行了探索与创造。他试图融合中西马，创建现代中国的新哲学。构建“新气学”。他的哲学本体论可称为“分析的唯物论”或“新气学”。他继承和发展了张载、王夫之以“气”为本的唯物主义传统，同时吸收西方哲学的逻辑分析方法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他的核心哲学理念是“解析的辩证唯物论”和“三流合一”。前者主张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与西方哲学的逻辑分析方法结合起来；后者则提出融合中国传统文化（以孔子为代表）、西方哲学（以罗素的解析哲学为代表）与马克思主义（以列宁为代表），走一条综合创新的文化发展道路。

张岱年（右）与张世英先生在一起

张先生把自己的学说投放到当今社会，目的是进行特定时代的文化观引领。针对改革开放后十分活跃、纷乱繁杂的学术思潮，为把握中国文化的正确发展方向，他提出“文化综合创新论”。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中，针对“全盘西化”和“复古守旧”两种极端思潮，张岱年先生提出了著名的“综合创新论”，为中国文化今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张先生对中国文化的前途有着十分明确的核心主张，认为中国文化的未来之路，既不是固守传统，也不是全盘模仿西方，而应该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他主张弘扬主体意识，即以中国文化为主体，保持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同时主张开放吸收，充分吸收西方文化和其他一切文化的优秀成果。他更主张批判继承，要对中西文化都要进行科学的分析和鉴别，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创造转化，进行创造性融合，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这一理论因其辩证、全面和建设性，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同，成为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主流范式。

正因为如此，张岱年先生被公认为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哲学家和哲学史家之一。他以哲学史的训练为筋骨，以哲学问题的思考为灵魂。在精确理解伟大文本的基础上，与历史上的大师进行活生生的、批判性的对话，最终目的是为了更清晰、更深刻、更有创造性地思考我们自身与世界所面临的永恒及紧迫的问题。而能够将这两者完美融合于一身的人，便矗立在了人类理性思考的至高点。

二、家族渊源及其影响

中国历史上，家族渊源、家风家训对个人在生活和事业上的成长具有重大影响。

科举史上的最后一位状元刘春霖为张家家谱题字

张岱年的父亲名张濂（1872年--1934年），字仪周，号仲清（或作仲卿），直隶献县（今河北献县）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癸卯科二甲进士，同年闰五月，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后经考核被授予， “翰林院编修” 的官职。1918年，他当选为众议院议员。此后，他离开中央，先后出任过县长等职务。民国20年，他主持编纂了《张氏家谱》。作为同乡和同科进士，他与清朝末科状元刘春霖等人交情深厚。

中国历史上名门大族的家风家训，总体上有这些基本功能：

1．奠定品德根基，塑造价值观

2. 明确行为规范，养成良好习惯

3. 培养家国情怀，树立责任担当

4. 提供精神支撑与家族认同感

5. 传承处世智慧与人生经验

张岱年家族并未存在过系统的条文家训，而多是父母言传身教的融合，并对儿子们的人生道路给予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

他父亲主张“自立与勤奋为贵”。作为前清进士，他父亲自身就是勤奋治学的典范。这无疑培养了张岱年严谨、刻苦、独立思考的学术习惯。母亲“要强，要做好人”的教诲，不仅鼓励个人奋斗，更要将此志气用于正道，成为品德高尚的人。这无疑塑造了张先生一生刚强宏毅、以学术报国的精神内核。

此外，还有家庭成员间的相互影响。张申府（1893-1986）是三个儿子中的长兄，比张岱年大16岁，中间还有一个老二张崇年。张申府对弟弟们的影响肯定是最为关键的。

张申府，很多中国人并不熟悉的名字，实际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创始人之一。1920年，他就参与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与李大钊、陈独秀等密切合作。 1921年，他赴法国里昂大学任教，期间介绍周恩来和朱德等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与组建中共旅欧支部。

张申府一直扮演着潜心学术和热衷政治的双重角色。他是罗素哲学在中国的重要推广者，致力于分析哲学和逻辑学研究，曾任教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1925年，因与共产党内部分同志在统一战线问题上产生思想分歧而退党。此后，他参与组建或核心参与中国农工民主党、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中国民主同盟，成为民主人士的代表。抗战期间，他积极参与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呼吁民主改革。1949年后，曾任北京图书馆研究员、全国政协委员等职，但因历史问题一度被边缘化。改革开放后，他才在一定程度上重新获得认可。

张申府对张岱年的影响最为直接和深刻。他是政治与启蒙的实践者，早年接受传统教育，后转入新式学堂，1914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受教于胡适、李大钊等人。张申府是张岱年哲学道路上的引路人。在他的引导下，青年张岱年系统阅读了罗素、穆尔等人的著作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最终兄弟二人在哲学上成为志同道合的“同调”。他们的核心哲学理念，首先是“解析的辩证唯物论”学派，在20世纪30年的中国哲学界独树一帜，其次还包括“三流合一”。前者主张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与西方哲学的逻辑分析方法结合起来；后者则提出融合中国传统文化（以孔子为代表）、西方哲学（以罗素的解析哲学为代表）与马克思主义，走一条“综合创新”的文化发展道路。

张申府先生曾长期被遗忘，尤其是作为政治活动家的贡献。但他的历史影响从未彻底泯灭，其学术思想和政治选择至今仍被学界所关注和讨论。如今，历史给予他更全面的评价：他不仅是著名的哲学家、罗素研究专家，也是重要的爱国民主人士和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他作为思想“先知先觉”的开拓性贡献受到肯定。

谈到家庭成员对张岱年先生的影响，表现在对其人品的浸润与塑造。

1．“做个好人”的忠实践行：她母亲的教诲化为他待人接物的准则。他对青年后学极为关爱，哪怕对素不相识的青年学者来信，也会认真回复、竭力提携，真诚朴实。

2. “自立勤奋”的淡泊坚守：张先生一辈字生活简朴，长期住在狭小旧宅，却安之若素。他从不计较稿费、版税，常言“能够出书就已经很不错了”。这种淡泊名利、专注学问的态度，正是家风内在化的结果。

3. “努力要强”的家国担当：在民族危亡之际，张先生自觉以笔为枪，撰写文章论证民族文化不灭、中华民族必兴，以哲学研究提振民族自信。这种将个人学问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担当，正是家国情怀的升华。

在张岱年的少年时期，张申府在外活动繁忙，早出晚归，因此那时的张岱年经常与二哥在一起。母亲在世时经常教导他们：“你们要努力向上，做个好人。”两兄弟都很听话，努力读书，从不沾染社会上的各种恶习。父亲一般不过问两人的学业，偶尔加以勉励。父亲为当时张岱年住的南屋写了一副对联勉励他们：“醴泉无源，芝草无根，人贵自立；户枢不蠹，流水不腐，民生在勤。” 。当时中国国难深重，张岱年初中毕业时，班主任让每个学生写终生志愿，张岱年写道：“强中国，改造社会；成或败，退隐山林。”正当少年的张岱年已经坚定了报国之志。[4]

张岱年先生的二哥张崇年（1904年—1994年），是一位在物理学领域和教育领域有重要建树的学者，与其两位兄长在文、理、哲不同领域各领风骚。 1931年，他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后留校任教。曾在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下属单位工作，解放后长期在天津大学、天津师范大学、河北大学任教，担任过河北大学物理系第一任系主任。他的成就与贡献突出，是科学译介先驱，1929年翻译《原子说》，是国内最早系统介绍原子理论的学者之一。他还是教学仪器研制专家。在北大期间，他亲手制作了多种当时国内无法生产的教学仪器。1958年，其研制的“静电加速器”和能当场解题的“模拟电子计算机” 在全国高等学校科技产品展览会上展出。他还著有《普通物理学》、《固体物理学》等教材；曾担任天津市人大代表等社会职务。

张崇年晚年曾用“顺其自然”四字总结自己。这与张申府的“宁折不弯”、张岱年的“直道而行”既有区别，又内在统一，都体现了这个家庭所孕育的刚直而自然的文人品性与学者风骨。他一生专注于物理学教学与研究，不事张扬，正是对“自立勤奋”家风的踏实践行。

有研究学者指出，张家三兄弟在学术上形成了“接力、借力与合力”的关系。长兄张申府学贯中西文理，而张崇年继承了其中“理”（科学）的脉络，张岱年则发扬了“文”（哲学）的精髓。这种家庭内部的知识传承与分工，确实很有特色。

对于张家三兄弟的人生成就与品格，燕亢生的文章给出十分精彩的概括：

纵观张申府、张崇年、张岱年三兄弟的一生，他们虽然出自同一片土地、同一个家庭，但每个人的人生起点、发展路径、所成功业各有不同。他们晚年曾在一起分别用四字进行自我总结，张申府为“宁折不弯”，张崇年为“顺其自然”，张岱年为“直道而行”。这三个四言词，表面虽各不相同，而细品则能看到内在的一致性，即刚直的燕赵风格与追求自然放任的文人品性。他们三人的寿数都在九十以上，三人寿数的总和，恐怕古今中外没有哪三兄弟能够比过；他们三人的成就单拿出一个就足以名垂青史，相加之和在我们的文化发展史上大有成岭成峰之势，颇值得重视和研究。[5]

要谈到“家庭影响”，就避不开冯友兰大师了。冯和张之间的关系是20世纪中国哲学界的一段佳话。两位大师之间有很深的渊源。首先，他们是学术伯乐与同道。当年，冯友兰非常赏识张岱年的学术才华。1933年，正是在冯友兰和金岳霖的推荐下，年轻的张岱年才得以到清华大学哲学系任教。后来两人在北京大学长期共事，一同主讲中国哲学史课程。1936年，由冯友兰先生联系，张岱年回到清华大学哲学系任助教，讲授哲学概论与中国哲学史。

冯张两先生更是生活中的亲友。早年，冯友兰十分欣赏张岱年的学问与人品，曾形容他“忠厚朴实”、“气象木讷”，故介绍自己的堂妹冯让兰与他相识。冯让兰于193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到天津南开中学任国文教师，两年后回京。1935年，张岱年与冯让兰结婚。冯友兰大师在生活中也对张岱年夫妇颇为照顾。抗日战争爆发后，张岱年曾暂住在冯友兰的旧宅里。另据一些回忆文章记载，两家还曾在北京白米斜街的同一个院落中居住过。张岱年与夫人感情深厚，两人于同年同月相差不到一周先后（2004年4月）去世，相濡以沫近七十年。

谈到家庭影响，如果略微叉开一些，中国哲学界还连带出一段佳话。两位大师的姻亲关系，为中关园增添了一抹轻松的色彩。小时候，我们小孩儿根本没有意识到，沟东居住的哲学大师任继愈与沟西居住的张岱年先生并非简单的同行。原来，任先生的夫人冯钟芸是冯友兰的侄女。冯先生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古代文学史专家、语文教育家。也就是说，任先生是冯友兰的侄女婿，任冯夫妻俩应当称张岱年为姑父。张与任虽属不同辈份，但两人在哲学界的影响和地位却不分轩轾。他们俩在中关园一东一西的镇守，增加了这座园子的学术分量和温馨亲情。

既然谈到冯钟芸先生，顺便谈谈其家族也是很自然的。她来自近现代著名的学术世家，父亲是冯景兰是著名地质学家，与哲学家冯友兰、文学史家冯沅君并称为“冯氏三兄妹”。三人均为一级教授，这在中国学术界极为罕见。据不完全统计，冯家三代在科技、文化界的教授级人物就有30多人。顺便一提的是，冯友兰的夫人是作家任载坤，亲女儿冯钟璞（宗璞）也是当代著名作家。总之，冯家的例子，也是家族传统对个人影响的有力佐证。

书归正传，再回到张家本身。我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时，经常与全国优秀教师和教研员们进行合作，请他们协助编写教材、教参、教案，请他们到全国各地为中学历史教师讲课，帮助他们对教科书的理解，提升他们的教学能力。

在与众多教师的长期交往中，我发现北京五中的张道林老师是一个业务突出、性格沉稳、语速平缓、作派低调、待人谦和的历史名师。我们俩关系之所以较近，还因我们曾是北大附中的校友。他长我四岁，我是1964年秋入初中，他1965年夏高中毕业离校。

他的一生充满坎坷。1965年，他作为北大附中高三学生，完全有能力通过高考进入高校继续深造。但那个年份，左倾思潮已日渐强劲，北京很多“出身不好”的高中应届毕业生被“分配”到新疆、宁夏等边远地区进行支边建设。在新疆飞砂走石的茫茫戈壁中，他凭借自己的坚强意志、刻苦学习和聪明才智，在当地的历史教育界逐渐打开一片天地。几经辗转，1992年他回到北京，进入北京五中，继续历史教学教研工作。他的出色工作获得应有的回报，成为在北京和全国颇有影响的历史名师。

2021年，电视连续剧《觉醒时代》开演，由于剧本、导演和演员都相当优秀，该剧一时好评如潮。张老师在赞扬的同时，略显遗憾地说：“可惜张申府先生仅在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时露了一面”。中国普通百姓对第一代共产主义者，如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赵世炎、蔡和森的确相当熟悉。非中共党史的专业研究者，对张申府其人其事，就显得相对生疏。道林老师的提醒，引起我的极大兴趣，故努力探索中共早期运动史，特别关注张申府的坎坷经历。学习后，我对他的人生事迹佩服之至，但是更感惋惜不已。

其实，一向低调的道林老师，就是张申府三兄弟的侄孙。他从未向我提及过这层关系。到这时他才表明：“我是张岱年的侄孙，属于十九世道字辈儿。父亲和张岱年的儿子张尊超是十八世尊字辈。爷爷和张岱年为十七世属于年字辈儿。曾祖父张渤和十六世张濂是亲兄弟，同为水部辈”。

1984年春节，道林老师去张申府寓所拜年

无论张申府先生后来的境遇如何，张家的家风在道林老师身上得到了传承与发扬。他从教50余年，任高三把关教师30余届，主编策划教辅百余部，高考讲座千余场，高考成绩多次位居北京市前列。曾任北京五中历史教研组长，教育部网络科技专家委员，民进中央教育委员会委员，全国历史教学研究会个人会员，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会理事。他多次参与人教社和大象出版社的教材、教参编写、教育部新课标及统编教材培训、高考命题研究与评价工作。

经过不懈努力，道林老师取得了丰硕学术成果：1990年《计算机辅助历史教学现状与展望》开国内计算机辅助历史教学之先河；《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教学软件》获国家七五计划科技攻关成果奖，全国历史教学研究会特等奖；发表了《诸葛亮研究》等论文。近年来在高考强基计划的研究培训，面试仿真模拟等方面卓有成效，帮助多所学校实现了清北录取“零的突破”。

除在事业上取得突出成绩，道林老师的精神境界更值得赞扬。他特别热衷于社会公益活动，感恩和热爱自己的第二故乡。他多次奔赴乌鲁木齐、库尔勒、五家渠、石河子、和田、喀什、阿勒泰等地，足迹遍及天山南北。他意欲通过对当地教师培训、为学生举办讲座，来回馈反哺曾经生活工作过二十多年的第二故乡新疆。他还积极参加北京市教育学会组织的贵州、云南、内蒙古等地的助教活动。

目前道林兄已年届八旬，仍亲临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历史教学一线，心态和外表依然比较年轻。退休近20年了，他犹如空中飞人，穿梭往返于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为全国历史教师做高考指导，为我国的历史教育事业继续奉献力量。

总而言之，从道林老师身上，我们更清楚地看到张家的良好家风及其熏陶出的大师风范：为国效力、心胸开阔、立意高远、目标远大、精通专业、淡泊明志、低调做人，具有“刚毅木讷”的仁者情怀。张岱年先生的座右铭“自立勤奋、努力要强、做个好人”，在道林老师身上得到最鲜明的体现。

三、“木讷”书生正气凛然

冯友兰大师，因欣赏张岱年的学问与人品，形容他“忠厚朴实”、“气象木讷”，故放心把自己的堂妹许配于他。

北大哲学系教授、黑格尔研究权威张世英教授的儿子张哓岚对他的评价是：张岱年先生为人木讷，但大智若愚，思想深刻。晓岚还通过某些细节，描述了张先生的生活状态和人生态度：

张岱年先生比我爸爸[1921年出生]长12岁，是我爸爸的老前辈，我爸爸很尊敬他，两家又是北大宿舍区中关园的老邻居。我爸虽是研究西方哲学的，但对中国的古典很有兴趣，有时也到他家去请教一些中国哲学史的问题。

听我爸说，张岱年老先生的书房里，满桌、满椅、满床，甚至地板上，都堆满了书。我爸曾经小声问他：“您夫人也不替您收拾一下？”他笑而不答。张老先生生活很简朴，年到八十，冬天里还经常穿件旧的长大衣，提着一个旧布袋到附近菜场买菜。我爸问他：“怎么末见您夫人去过菜场？”张老微笑着回答说：“旧社会是男尊女卑，现在是新社会，我们家要来一个颠倒！”

张世英先生的关心，实际是在委婉批评张岱年先生：你生活上太不讲究了，应当改进学术环境上“乱七八糟”的状况。

与其说张岱年先生木讷，倒不如说他在政治上尤其“天真”“幼稚”、毫无防范之心。他的一生，为此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代价。1957年，北大处于反右运动的风口浪尖。张先生作为一名质朴的知识分子，思想准备根本不足，显得过于“木讷”，不知深浅。据北大学者郭力的发掘：“据当年反右亲历者的回忆，是因他在大鸣大放的一次座谈会上，对‘三反’和‘肃反’运动某些伤害知识分子的做法提出意见。他在座谈会上还有说法十分犯忌，那就是‘以德抗位’”；“根据当时参加会议的其他人说，张先生在说他是‘以德抗位’时情绪有些激动，而激动使他（原有）的口吃更重了，而语气亦显得更强了。这样，张先生便因‘鸣放’招来祸端，他的善意助党整风的愿望被曲解，从而蒙受了‘向党夺权’之冤 ”。[6] 对是否属于右派的判定，曾产生不同意见。据说，北大哲学系曾想办法尽量为他淡化，还向北京市长彭真进行诉求。彭真把诉求交给康生，康仍然一口认定张先生就是右派。到20世纪80年代，某些哲学系系领导十分歉意地回忆到：当时哲学系的右派名单上，并没有张先生，但“因人数不够，便被凑足人数，定为右派分子”[7]。家父和有些北大老教授的回忆也是这样：“50年代北大哲学系右派人数没凑够，就硬把张岱年给添上去了”。

还有一件事情，更显出张岱年先生的“天真”和朴实。20世纪50年代初，高校院系调整时，曾要求北大精简机构、削减人员。张先生积极响应号召，居然动员老伴儿辞职。就这样，冯友兰大师的堂妹、北师大才女冯让兰就从哲学系讲师一下子“沦为”家庭妇女。当然，还有另一种说法，说她是主动为丈夫的事业“牺牲”自己。

更有趣的是，张岱年先生的“木讷”大大影响了生活和工作质量。据他的亲属介绍，20世纪世纪末，张岱年先生九十寿辰之日，时任教育部长的陈至立拜访中关园48楼他的小居室，为他祝寿。结果，由于张先生的书汗牛充栋，多得没处安放，只得一摞一摞地堆在地板上，搞得陈部长无从下脚，只能无奈地停在书房门口外。看到如此狭隘拥挤的房间，部长责问北大领导为什么不给老先生解决更好的住房。按一般人的反应，改善住房条件，增加面积，而且能把书籍好好安放，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但我们的张先生，却生怕搬家以后找不到书的原有位置，影响查书做学问，故而迟迟不动。到2000年，蓝旗营清华北大院士楼终于建成，居住面积大大增加，老先生这才动了心。那年北大的表现还行，特地派人按老先生意愿帮他重新摆放书籍。生活和做学问的条件终于大大改善了。但非常遗憾，那年老先生已经91岁高龄，在新居住了不过四年便去世了。

张岱年先生身为北大名教授，在学界和教育界有很大影响。但是，他本人对此并不特别敏感，也根本无强烈的意识。根据他亲属回忆，他好像意识不到自己应享有的很多“特权”和“便利条件”。他儿子也随着他一样“木讷”“不活分”，不善于利用有利条件“走后门”。20世纪90年代末，他儿子托人给北大附中打电话，希望帮助张岱年的孙子到北大附中学习。北大附中教导主任后来回忆说，张先生和儿子都不太灵光，说他们家只要直接跟北大打声招呼，事情就可办成。

还有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木讷”，造成了无可挽救的损失。他的亲属回忆道：2004年4月，张先生不慎摔了一跤，赶紧到北医三院就诊。无法想象，一位需要急诊的95岁高龄的著名学者，居然呆在候诊室煎熬等待了三个小时，最后体力不支，导致心脏病发作。虽然立即实施急救，仍不治而亡。其实，一开始只要他们家跟北大说一声，是应当有人前来协助和安排的。而且，北医三院早就设有供高级知识分子就诊的专门通道，根本不用在外面与普通百姓一起排大队，对这一点家属和自己早该有所了解和利用。更何况，他的病况是应直接进入急诊室的。先生去世后，北医三院一直向家属道歉，说对张先生在外面排队的情况毫不知情。这里，需要批评的是，一是他本人和身边的亲属对他应有的“待遇”过于“木讷”，以至一无所知；二得批评北大，根本没有悉心照料、格外珍视本单位如此重要的“宝贝”；其三，北医三院对患者状况的漫不经心，更是难辞其咎。

张岱年先生的一生艰难坎坷，却始终恪守中国的传统美德，保持着深厚的家国情怀。1958年，带着“右派”帽子，他被下放到北京郊区黄村接受“劳动改造”。即使在如此不公的境况下，他仍然深信马列真理并热爱自己的祖国，始终把自己的命运与中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1962年摘掉右派帽子后，他仍积极担任《中国哲学史教学资料汇编》的资料选注工作。1963年，他为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讲授中国哲学中课程，同时又在哲学系开了张子正蒙注选修课。1964年，北大又加入北京近郊的“四清”运动，他学术活动再次被迫中断。

未等喘匀一口气，1966年“十年动乱”又迅猛而至。学校命其回校参加运动。从此，他便开始了天天在校内扫地、抄大字报的生活。直到1967年，"文革小组”宣布因张先生检查较好，才予以“解放”。然而，接近耳顺之年时，张岱年又被派到江西鄱阳湖鲤鱼洲北大“五七干校”，进行更艰苦的劳动锻炼。须知，那个地方可是个凶险之地，是血吸虫病最为肆虐的地区之一。1970年10月，沉寂良久、空空如也的燕园终于有了工农兵学员，他才得以回校参加对学生的辅导教学。

他的学生对张先生的回忆，让我们了解到他处于人生至暗时刻的心境：

在那段颠倒黑白的日子里，先生真的是被整怕了，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许多年里，言语著作中仍谨小慎微，从不敢有半点“狂妄”。那是一个良心与真理同时泯灭的特殊时代，先生说他曾想过以死抗争，但死也不容易。死了就成了“自绝于人民”。孩子还小，妻子又没有工作。活着不被当成人，死也成不了屈死的鬼，只有在患难中煎熬、忍耐，任人践踏。先生从少年时代起就喜欢孟子，这时，他常常默诵孟子的话语。孟子高标的大丈夫之浩然正气，给了他在绝境中活下来的勇气。

但是，痛苦与耻辱毕竟是真实的、实在的，深夜里，先生常不能入睡。独自一人，面对着弱妻幼子，长夜孤灯。斗室之内，他起而行，坐而思，却都无法排出心中的那一份孤独、愤慨和悲凉，只有一个人默默地背诵三国中的一句古诗：“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先生的确有由“自知”而来的一份自信与傲骨。虽然他昔日的同事与学生写了那么多文章批判他，但是，他不仅一篇也不读，连看一眼都不屑。北大的小报已经送到门口了，老伴已经读了，但他还是不读，一个字也不读！二十多后，有人把这些“奇文”收集在一起，问先生有没有兴趣看一看，至少知道是谁写的，先生只说了两个字：“不看。”这真合了鲁迅的一句名言：最高的轻蔑是无言，甚至连瞧都不瞧他一眼[8]。

无论局势如何复杂，处境如何艰难，他始终坚持自己，恪守良心，不会为改善自己的处境而昧着良心说假话，仍执著于“做好人”的那一份骨气。其实，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国内思想文化界的批判运动一个接一个，他只要盯住哪怕一个所有人都在痛打的“落水狗”，写几篇大批判文章，就有可能凭借好风，不但能明哲保身，更可能直上青云。

但是，无论当时的风头如何强劲，张先生就是坚持自己的信念：不批胡适，不批梁漱溟，不批冯友兰。领导已经向他暗示，他却偏偏置若罔闻，保持沉默，真可谓“不识抬举”。

张先生的学生继续回忆说：

冯友兰先生与岱年先生是亲戚，多年交往甚密，但哲学思想却相距甚远。先生24岁那年(1933)就著文批评了冯先生“理在事先”的唯心论。但他在解放后却不肯批冯，也从没有把冯的唯心论同国民党、同地主资产阶级联系起来。先生既然不去痛击所谓的国民党的帮凶、地主资产阶级的代表，他就只能被当作地主、资产阶级的代表而被人痛击，那个时代荒唐逻辑可见一斑。[9]

他的学生还回忆道：“批林批孔中，先生被派去为工农兵学员讲解孔子的思想资料。先生虽不敢对于一些有意曲解孔子思想的观点提出反驳，但绝不曲学阿世，只是如实地讲解他所了解的孔子思想资料，因此仍被认为是“不识时务”。

经过1957年的反右，1966-1976的十年动乱，到1978年，科学的春天终于到来。那年，中国哲学史学会成立，张岱年被推举为会长。1985年，孔子研究所（现为中华孔子学会）筹建，张岱年表示支持。他非常明确地指出：“尊孔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反孔的时代也应过去了，现在应对孔子进行科学性的研究”。1982年，北京大学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由张岱年担任哲学系中国哲学史博士研究生导师。

他的学生感叹道：

相信我们不难看出，自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生的学术成果倍出，他是在和时间赛跑啊！他似乎要把在那个年代白白浪费掉的大好时光抢夺回来，他要抓紧身边飞逝的这一分一秒，他多么希望为我国哲学界，更为我们这个民族的腾飞多作出一些贡献啊！

张先生的道德文章，得到学生和同行的高度评价：

张岱年的哲学思想精深玄奥，但他的人格魅力更为深沉。只能用感性的心灵去体会他那种巨大的人格魅力和道德境界。中国传统治学，讲究德才兼备，而德犹优于才，因为“才”是小聪明的境界，而“德”是大智慧，得德者是为大师。张岱年无论治学还是做人，堪称真正的大师。

著名学者季羡林对张岱年先生的人格给以相当精准的评价：

独对张岱年的为人，则心仪已久。他奖掖后学，爱护学生，极有正义感，对任何人都不阿谀奉承，凛然一身正气，又决不装腔作势，总是平等对人。在学问上，他是贯通中哲的宗师，人格上，他则是淡泊坚贞的楷模。[10]

张岱年先生离开这个世界已经二十余载，但他的深邃思想和高尚人格将永存于世间。

六七十年前，北大中关园小路上，那戴着鸭舌帽、留着小胡子，微微驼背、缓缓前行的“木讷”身影，依然深深印刻在我的脑海中。

2026 年初

注释：

[1]原住燕东园。其次子是洪元硕，前北京和国家足球队队员，北京国安俱乐部教练，曾带队获得中超冠军。

[2]当时的中关园有一条南北走向的河沟，把园子分为东西两部分，河沟上有一水泥桥联系东西。任先生1952-1964在北大哲学系，后来负责筹建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并任所长。80年代又担任国家图书馆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