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春颖：让儒学回归“具体的人”与“真实的生活”| 京华学记|京华学记|儒学|儒家|哲学|宋明|李春颖|道家

李春颖，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国际儒学院副院长，北京市社会科学青年学术带头人，中国政法大学“青年拔尖人才”。研究领域为宋明理学、先秦儒学。

“要做‘现代汉语的哲学’。”

这是李春颖踏入中国哲学领域时，师长给予她的叮嘱。这句话并非指向语言载体，而是强调一种思想的在场性：拒绝将经典视为僵化的教条或提供标准答案的工具书，而是要让古老的智慧在当下的生命体验中重新“活”过来。真正的儒学从不悬浮于抽象的理论中，它必须扎根于当下，关乎具体的人、真实的情感和鲜活的生活实践。

在李春颖看来，在AI技术引发如此大规模讨论的今天，从当下出发重新阐释儒学经典尤为重要。虚拟世界越发达，那种基于真实人际互动、基于个体生命痛与忧的“厚实感”就显得愈发珍贵。儒学的当代意义，恰恰在于它能引导我们走出算法塑造的茧房，在与他人、与世界的真实碰撞中，完成自我精神的重构与成长。同时，变化的时代语境也不断启发今天的读者，要带着各自的生活经验与文本发生深度链接，让阅读成为一场生命的对话。唯有这样，经典才能真正拥有鲜活的生命力。

今年3月，我们在中国政法大学见到了李春颖，和她从儒学复兴聊起，谈到该如何从当下出发重新解读先秦儒学，也谈书本之外那些更加鲜活的生命体验。某种程度上，正是后者才真正塑造了我们的一生。以下是我们与李春颖的对话。

教育不是获得答案，而是获得答案的过程

新京报：近年来，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思想正在经历一轮新的复兴热潮。有观点认为中国人的信仰体现出高度的“实用主义”倾向——“得意时儒家，失意时道家，绝望时佛家”。你的研究领域横跨儒学和佛教，你对这一观点有怎样的看法？

李春颖：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但我更愿意将这种所谓的“实用主义”，解读为中国文化独有的包容性与生命韧性。我研究的唐宋时期，正是儒、释、道三家从碰撞走向深度融合的时代。所谓的“得意儒家、失意道家、绝望佛家”，表面上看似乎是随境遇而变的“功利”选择，实则恰恰对应了人生不同阶段、不同心境下的内在需求。人的精神世界本来就是丰富的，儒家赋予我们入世的担当，道家给予我们静观的智慧，佛家则为我们打开超越的维度。

常有批评声音认为这种融合过于实用，不够“纯粹”。如果“纯粹”就意味着排他的话，我觉得中国文化自古以来的包容性更接近圆满。一个人的心灵成长，本就需要多维度的滋养。我自己也有这样的感觉，十几岁时读《四书》觉得枯燥；当青年时再看，才恍然觉得古人早已洞悉了我当下的困惑；后来读道家经典，也感叹原来还有这样一种跳脱出来反观世界的方式。

这并非简单的“实用主义”拼凑，而是中国文化为个体生命提供的一套完整的生存方案。它允许我们在不同的人生境遇，调用不同的智慧资源，共同丰满我们的精神世界。这种“圆融”，恰恰是中国文化最深邃、最温柔的力量所在。

电影《孔子》（2010）剧照。

新京报：这些思想其实每个追根溯源都有其原典，据你观察，今天的互联网中关于儒释道的理解和讨论中是否存在哪些值得注意的误读？

李春颖：可能有观点认为我们在读传统经典时要寻找一个“正确答案”，我恰恰认为不是这样。

以《论语》为例，从汉代到近代，各种注释版本不下几百种，甚至经典版本之间也存在很多差异。这个时候我们要为经典寻找一种标准答案吗？其实不是，每个时代的人在阅读经典时，恰恰是为自身获得精神的成长和内心的坚定。人生中的困惑从古至今一直存在，如何理解和接纳自我，如何对待亲情、友情、爱情和一系列社会关系，这些人生的根本问题是每个时代每个人都会遇到并需要自己去应对和解答。

经典之所以是经典，能够流传至今，就因为它真诚地面对人生根本问题并给出答案。这样来看，阅读是“反过来”的，不是我们给经典以正确的解答，而是我去经典中寻求对自身困惑的解答。经典生命力正在于此，它经由我们每个人鲜活起来。

从读书到工作，我都在和古籍打交道，在和学生接触时，我一直强调要把自己和经典做一个链接，带着当下的困惑去书中寻找答案。比如整部《论语》就是一次次问答，我们把自己放在师生问答的情境中，设想自己提出疑问、尝试解答，这时候《论语》中的对话就鲜活起来了。我们常说经典应该是“活”的经典，其实经典本身是静态的，只有当读者的生命经验与文本发生碰撞，在阅读中完成了自我精神的成长与重构，它才真正拥有了鲜活的生命力。

李春颖谈对儒家经典的阅读。新京报记者浦峰摄

新京报：儒释道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是怎样的关系？

李春颖：其实历史上不仅有儒释道三家，还有法家、墨家、阴阳家等多学派思想，在漫长岁月中相互激荡、彼此滋养。中华文明之所以绵延五千年，正因为它从来都不是封闭僵化的，而是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吸纳、融合、创新，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包容性。

当前，“第二个结合”正是立足这一文明特质。马克思主义作为“魂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本就存在高度契合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一个双向赋能、相互成就的过程：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这一过程既坚守文化的“根”与“魂”，又面向未来发展，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化力量。

新京报：你也在一线面向本科生上课。最近几年，你有没有观察到更年轻的学生会以怎样的方式来讨论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这些传统文化？

李春颖：我确实感受到了很大不同。当年我们学习儒家经典时，大学里有很多学生自发组织的读书会，大家一起读书，讨论也很热烈。现在随着基础教育越来越扎实，年轻的学生们来到大学课堂时，每个人的知识背景和古文功底都非常强，但他们的困惑点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他们成长在电子产品急速发展的时代，智能手机成为生活中最为重要的交互手段，很多作业都是通过手机布置的，学生们经常是打开手机查收作业并查找作业的答案（笑）。这样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他们对真实生活的体验变少了。

我在和学生交流中也发现，很多人不是拒绝交流，而是不习惯交流。这个时候我们再去讨论古人的思想时，兴趣点和问题意识就发生了转变。无论儒释道哪一家，都有密切的师生交流。很多学生会感慨，原来学习并不只是知识点的获取，而应是人的全面成长，这是完全不一样的。

教育常常不是获得答案，而是获得答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它既包括我们以怎样的方式思考、实践和解决问题，也包括我们是否结交了志同道合的朋友，是否有师生之间的引导和启发，当然还包括对自我的认识和接纳，这是一个人的成长。

从当下出发，重新解读先秦儒学

新京报：当我们谈及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区别时，其中很大一个部分是中国哲学推崇“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思维模式。你曾对此做过专门的研究阐释，可否谈谈这种模式具体如何影响了后来中国人的思维习惯？

以现代曲阜和儒家传统为背景的电影《阙里人家》（1992）剧照。

李春颖：这是个经典话题，也是我这两年一直在关注问题。其实，“天人合一”早在明清时期就是思想界的“高频词”了。回溯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知识界曾展开了一场深刻的文化反思：中国哲学的独特性究竟是什么？金岳霖、钱穆、张岱年这些学界前辈，都将天人合一作为中国文化的根基之一。但有趣的是，虽然人人都熟知这一概念，可真要问它具体指什么，很多时候可能还是一脸茫然。所以，我就想继续研究，看看它是如何作为我们思维的“底层代码”。

我们当下所熟悉的主流认知框架，很大程度上源自西方近代以来的“主客二分”思维。在这种模式下，人被视为独立的“主体”，而自然界和社会则被视为被观察、被改造的“客体”。撕裂感正是“主客二分”思维在个体生命体验中的投射。我们习惯以这样的视角审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甚至是人与自我的关系。

难道这就是唯一认识世界的方式吗？显然不是。这种思维模式虽然在历史上极大地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但也显露出了非常严峻的问题。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当下流行的心理话语——“与自我和解”，可是我们就是我们自己，为什么要和解呢？这背后已经说明我们潜移默化中已经把自己“分裂”成两个了——理想的自我和当下的自我不断交战。

相比之下，中国传统思想从来不倡导这种割裂，我们的底层逻辑是“万物一体”。这意味着，人与天地万物共生共存，遵循共同的规律，彼此之间相互关联、相互滋养。

这种体验其实深植于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会因为春天的一朵花开而心情愉悦，也会在一个压抑的环境中倍感紧张。人从来都不是孤岛，而是时刻处在与周围环境、人、物的交互关系中。甚至我们的审美都是“天人合一”的，比如西方流行的故事模型，要么是拯救世界的“超级英雄”，要么是灰姑娘式的逆袭，核心都是个体对抗环境或命运。我们受欢迎的网络文学大都不是这个套路，比如男频最火的修仙小说，修仙要达到终极目标是一种天人境界，融入大道；女频讲感情，大都融在一个家族兴衰、王朝更替的宏大背景中。

在我们的思维中，始终把人当成宇宙整体的一部分，这个“大我”在与世界的交互中，既成就了个人，也成就了他者。所以，“天人合一”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是我们中国人处理自我、他人以及世界关系的“原生系统”。在这个系统里，没有绝对的孤独，也没有无法跨越的鸿沟，因为我们本就“一体”。

新京报：你的研究还特别关注到先秦儒学中“情感”这个维度。在大多数读者的印象中，儒家自古对“情”都有一种向内的“压抑”，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整个中华文化语境中是羞于述情的。你的多项研究都是从情感角度重新解读先秦儒学，当初是如何对这个议题产生兴趣的？以及这个过程中有哪些有意思的发现吗？

李春颖：我们常说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文化是非常追求适度和克制的，有适度的情感表达，有恰好合理的行为选择。我研究的宋明理学，尤其讲究克制，以性为本体以情为发用，这其实固定了我们对儒家思想的解读方式。我们对儒家文化的解读是不是只有这一个方面？

这就需要提到儒家发展历史上的两次高峰。一是先秦，另一个是宋明。宋明确实把儒家思想推向了一种极致的高度，无论是概念的清晰度、哲学体系的严密度还是思想的深刻性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因此，我们今天理解儒家思想，大都是宋明的儒家，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经过宋明解读的儒家。

明代邓棨《孔子圣迹图》题跋。

但当我们回到孔孟，会发现先秦的儒家思想和宋明时期并不完全一样。比如孟子谈性善，是以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作为开端，恻隐、羞恶显然是情感。先秦诸子开出的是一个非常丰富的儒家，宋代是在“天理本性”这个路径上将其推到高峰。

那么回到先秦，有没有更适合当下人需求的解读方式。我老师杨立华教授常说，我们要做现代汉语的哲学，这不是语言表达方式的问题，而是要做当下人想看、能看且能理解的哲学。我当时尝试从情感角度进入，这个探索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但探索本身应该是有意义的。没想到这一尝试很快获得了学界认可，发表的同主题论文入选当年的“儒学热点问题”。非常感谢北京社科联当年对这样一个不成熟的想法给予立项，给年轻学者莫大的支持和鼓励。

“二程对生理欲求与仁义礼智进行性命划分，所依据的原则是能否‘由己’......简而言之，二程在性命划分上，属于外在限定的是命，包括生理欲求的实现、天生禀赋的差异；取决于主体能动性的是性，即德性修养扩充。这一划分原则与孟子天爵、人爵相似。” ——李春颖：《所禀即所值:朱子解<孟子>性命之辨章》，《哲学研究》2022年第10期。北京市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情感儒学与孟子性善论”。

纪录片《文庙与书院》（2025）第4集《为生民立命》对程颢和程颐的讲述。

新京报：除了儒家思想，你对佛教和佛学研究也有触及，尤其关注唐宋时期的儒佛之辩。为什么格外聚焦唐宋这个时期？当时的儒佛之辩主要围绕哪些内容？它对如今儒佛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又有怎样的影响？

李春颖：我关注唐宋儒佛关系其实有两个原因，一是博士期间我研究了一位南宋哲学家张九成，他是一个儒佛交涉的人物，既是我的研究对象，也是我非常崇敬的一位儒者。

张九成一生坎坷，绝大多数时间遭贬谪，与多位禅师交游，却从未改变过对儒学的信仰。我一度非常好奇，当一个人的信念不断遭受外界打击，心中珍视的一切不受外界认可，这时到底是怎样强大的心灵才能始终坚持内心的选择？我后来整理出版了他的全集。

《张九成哲学研究》

作者：李春颖

版本：中华书局 2024年1月

（本书获第十八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另外一点是，我们现在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唐宋儒佛关系提供了一个宝贵的历史镜鉴：中国传统文化首次大规模应对外来思想的挑战，在回应挑战的同时学习、吸收、融会佛教思想，成就了中国儒学史上的一个思想高峰。这既是历史上一次成功的经验，也具有思想史的典范性，持续对此后中国哲学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中国佛教在会通儒佛时实际上是以佛教为本，以儒学为用，这必然会刺激儒家学者加强自身理论建设。因此宋代理学体系逐步完善后，以朱子为代表的理学家着重从本体层面回应、分判和攻击佛教，即以天理之‘实’驳斥佛理之‘空’。” ——李春颖：《宋代儒佛之辩的逻辑演进》，《哲学研究》2024年第2期。北京市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情感儒学与孟子性善论”。

做“青春的儒学”

新京报：接下来聊聊你个人的研究经历。你从本科到博士其实一直是哲学背景，那么从什么时候对儒家思想开始感兴趣的？当时吸引你的主要是哪些问题？

李春颖：我中学时理科见长，哲学专业中与数学关系最密切的是逻辑学和分析哲学，我进入北大哲学系后最先感兴趣的就是分析哲学。大二开始，我陆续听一些中国哲学方向的课程，印象最深的是陈来老师讲宋明理学、张学智老师讲王阳明《传习录》、杨立华老师讲四书精读。这些一下触动了我。

其实当年很长时间里，我心里有隐隐的困惑，我一直跟随主流的脚步往前走，究竟要去哪里？生活难道是一个有终点的赛道，我们每个人都在参加计时赛吗？

后来读到郭象《庄子》注，他说每个人每个事物都有自己的“性分”——本性和能力所能达到的最大界限。我们不是要在某条路上胜过同辈人做到最好，而是要认识到自己想做什么、能做什么，并勇敢且坚定地走下去。那时我意识到，中国哲学是我兴趣所在，能够把爱好作为工作对我来说是最合适的路径。

湘西草堂，李春颖参与2025年文化纪实类探访节目《中华书院》录制。从左至右依次：李春颖、李响、杨立华、西川。

新京报：随着求学和研究工作的深入，你的研究兴趣发生过哪些大的转向吗？如今回看过往的学术经历，你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有哪些对你而言非常重要的节点？这些节点上发生了什么？

李春颖：学术方法上的转变倒是不多，我很幸运，自入门以来，遇到非常好的老师们，给予我学术上的引领受益至今。我的研究方向从宋明理学横向拓展到儒佛关系，纵向延伸到孟子人性论，都是很自然的过渡。但回头看来，有一些看似学术之外的经历，对我也有比较大的影响。

我们现在常说文科做学问是孤独的，其实不是，我从一进入中国哲学，就参与了北大的学生社团“儒行社”，我是最早的成员之一。汤一介先生和杨立华教授是社团指导老师，当时提出要做“青春的儒学”。大家行动起来，平时组织读书会，假期一起去云南、河南等地支教。这个过程中我发现，当大家一起去做一件事时，具体地实践，真实地参与生活，和只沉浸在书本中是完全不一样的。现在脑科学研究也表明，真正塑造我们大脑神经网络的，往往不是死记硬背的知识，而是那些鲜活的、真实的生命体验。

在这个过程中，我结交了一群非常好的朋友，我们称之为“友爱的共同体”。这使我的学术道路从不孤单，清华大学哲学系赵金刚、北京大学哲学系孟庆楠、王鑫、张梧，还有很多至交好友都是这期间结识的。无论是遇到困惑，还是想开始一个不确定的研究主题，立刻会有人回应，有人懂你，给你提出建议。这样一份师友情谊让我在学术道路上能越走越远。

现在AI技术的发展和网络生活的便利，都在“鼓励”大家过孤立的生活，在一部智能终端上可以完成大部分生活、工作甚至情感需求，但真正厚实的情感，真实的生活体验，是虚拟世界无法替代的。

——同题问答——

新京报：如果能超越时间的限制，你最想和哪位前人或古人（不限于学术界）一起共事，完成一项研究项目？

李春颖：我会想和王船山共事。去年暑假我去了位于衡阳深山中的湘西草堂，那里与我所见过的其他书院截然不同，隐匿于交通闭塞的山林深处，周遭是一片绝对的寂静与孤独。想象当年，船山先生就是在这种近乎与世隔绝的环境中，度过了他晚年著书立说的十七年，这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孤勇，令人钦佩。

最让我震撼的是他屋内那副自题对联：“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在文明断裂的边缘，他觉得不是自己在写书，而是千年的经典在责令他必须开辟新的思想境界；下联“七尺从天乞活埋”，则是一种在绝境中守护文明火种的极致坚守。如果穿越时空，能与这样一位在至暗时刻仍心怀光明、以命托道的儒者共事，哪怕只是片刻的相谈，已是莫大的幸事。

新京报：你如何理解城市与学术的关系？北京这座城市和你的学术研究，有着怎样的关系？

李春颖：城市不仅是学术发生的物理空间，更是滋养思想的土壤。对我而言，北京不仅是一座城市，更是一部活着的历史书，一个巨大的、流动的学术共同体。

我小时候在北京生活，看到了北京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巨变。它最迷人之处在于历史与现代的共生。在这里，高楼与胡同、车流与古迹并存，这种时空交错的质感让我时刻意识到：学者并非孤立的个体，而是历史长河中的接力者。

就我的学术经历来看，北京拥有得天独厚的学术资源，这里汇聚了全国最丰富的古籍善本和顶尖的学术机构。比资源更宝贵的，是北京浓厚且包容的人文底蕴，高校林立，学术氛围自由活跃。无论你的研究兴趣是什么，在这里总能迅速找到志同道合的同行。大家可以随时交流思想，让学术研究成为一场持续的、共同的探索。

——李春颖书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