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4月，太原战犯管理所整理缴获档案时，一摞带血指印的卷宗引起办案人员侧目。卷宗扉页写着“昭和十二年山西阳高县惩治土匪纪录”，落款为日军第5师团宪兵队。正是这份卷宗，让尘封九年的血腥往事浮出水面。
沿着卷宗记录追溯，时间回到1937年7月。卢沟桥第一声枪响后，日军华北方面军一路南下，在八月底占领大同。山西北部交通要冲阳高，成了其西进的踏板。阳高西北侧有盘山岭，海拔虽不过千米，却是一道天然屏障。驻守山口的是国民党第61军第414团，团长褚春生手下仅剩不足千人，枪械老旧，子弹紧缺。
9月8日凌晨三点，盘山岭上雾气未散，日军工兵悄悄炸毁卡口碉堡。黎明一到，山炮拖至阵地，炮口对准城墙。炮击持续不到半小时，守军就被撕开缺口。褚春生以南门为退却路线，黄昏前率部突围，口口声声“保存有生力量”，阳高城却随即失守。
失城仅仅是序幕。9日午后，日军先遣队抵达西大街。迎面是一群高举白旗的本地商户，领头人孙存仁还用生硬日语嚷嚷“欢迎皇军”。卷宗中的旁注写着：该商人意图充当维持会长，予以收押留待审查。短短一句，冷漠至极。事实上，日军当晚便将他和数百名“欢迎队”成员区分老幼后集中。青壮被押往北关空场，宪兵少尉一声令下，重机枪开火，尸体顷刻成堆。
枪声震动全城。东关的刘屠户抓住机会反抢一支三八大盖，当场击倒三名士兵，不到十秒又被刺刀挑翻。阳高城的恐怖气氛瞬间扩散——谁反抗，枪口就对准谁；不反抗，依旧难逃馆陶式惨祸。卷宗中对“便衣队”的定义是“可疑战斗员”，执行“即刻肃清”。仅9月12日一天，点名枪杀就达五百余人。
更令人发指的是对妇女儿童的暴行。档案里密密麻麻的“取缔”字样，背后是无数难以言说的凌辱。郝天富家在城南开作坊，家资颇丰，妻子和两个儿媳被以“慰问检查”之名扣在院内，日夜轮番蹂躏。郝天富向乡邻求救无门，只能在井口绑上粗麻绳，哭喊：“活路断啦！”随后带着老幼十三口投身井中。三天后，嫁在邻村的大女儿闻讯赶来，也携丈夫跳入同一口井。血亲十五人，尽数殒命。
郝家不是孤例。卷宗第三页“附表甲”统计：阳高城及周边三十四个自然村，9月9日至18日，遇难四千零二十三人，其中女性超过三成，十六岁以下孩童一千余。那是一张冰冷的数字清单，却印刻着无法计数的哭喊。
阳高的悲怆并未阻止日军脚步。13日，日军沿灵丘大道西进，企图穿插至广灵，切断晋察冀交通线。晋绥军第73师在乔营岭设伏，与到来的第36联队爆发激战。师长唐淮源明知寡不敌众，还是命令固守，“再退一步，晋北即空”。当夜激战，日军损失百余人，但凭借密集炮火仍强行开路。广灵城墙在次日破裂，三十五名平民被就地处死，只因“疑似掩护游击队”。
日军随后南下灵丘，使得八路军115师在平型关山地谋定设伏。为让敌车履带陷入混乱，徐海东旅摸黑把铡草刀削尖埋进土路。汽车辚辚驶来，轮胎先后被割裂。9月25日拂晓，子弹、手榴弹自山顶倾泄，三小时歼灭日军千余，首次重创号称“钢军”的第5师团，也让山西百姓看到了希望。
然而，希望未能即时解救阳高。1938年春，国民党新三十八师收复县城时，城墙内外已是一片焦土。大街上随处可见被焚毁的房梁和被拽倒的井栏。“这里原是一户富户，全家投井殉难。”随军军医徐敬之在日记里写下这样一句，再无下文。
值得一提的是，那份1946年整理出的卷宗最终被移交南京军事法庭，作为日军第5师团中队长佐藤义春的主要罪证。佐藤辩解说：“阳高为剿匪必要行动。”庭审记录员反问：“一百多名少女也是匪？”旁听席鸦雀无声，法官最后仅用十分钟宣判死刑。
此后多年，关于阳高大屠杀的记忆在民间口口相传，但官方详实资料寥寥。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山西省档案馆与日本学者合作整理华北侵华史料，卷宗影印件才公之于世，血腥数字终于摆到阳光下。有人统计，阳高县1936年县志记载人口约十七万，1940年仅余十三万出头，缺口数字与屠杀人数近乎重合。档案铁证，谎言无处遁形。
今日的阳高老城东隅，郝家古井仍在，井口新筑栏杆，旁边立着一块半人高的青石。石上刻着八个字：“饮水思源，警示后人。”路过者大多只是匆匆一瞥，却很少有人知道，那口井曾吞下一家十五口的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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