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24年,把时针拨回到这一年的威尼斯。

一位七十岁的老人正躺在床上,呼吸微弱,眼看就要不行了。

站在床边的神父可不是来送临终关怀的,反倒像是在逼供。

他凑到跟前,语气硬邦邦的:“为了你的灵魂能得救,赶紧招了吧。

你写的那破书里全是瞎话。

只要现在低头认错,上帝或许还能放你一马。”

老人攒起这辈子最后一点劲儿,从嗓子眼里挤出一句让后人琢磨了几百年的话:

“错。

我真正看见的,连一半都没写出来。”

这倔老头就是马可·波罗。

哪怕都要咽气了,他还是没能摆脱那个缠绕了一辈子的信任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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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到底有没有去过那个据说金子铺地的东方大国?

这事儿直到今天还在吵个没完。

咱们不妨把那些传奇色彩先撇一边,像查账一样冷静盘盘他这辈子。

你会发现,这不光是个探险故事,更像是一个关于“信用额度”怎么被刷爆、被冻结,最后又被历史这笔大账重新解冻的过程。

咱们把日历往回翻,停在1295年。

那年头,威尼斯突然冒出来三个叫花子一样的家伙。

衣服破得挂不住肉,嘴里说着听不懂的怪话。

他们非说自己是失踪了二十多年的波罗一家子:老马可、叔叔马费奥,还有小马可。

周围人的反应就俩字:扯淡。

那会儿威尼斯可是地中海的生意中心,骗子多得能把水手淹死。

几个乞丐模样的流浪汉,张嘴就是刚跟东方帝国的皇帝喝过酒,这在当时听起来,跟现在有人说刚跟火星人撸过串一样离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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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惨的是,波罗家的老房子早就被邻居给占了。

眼瞅着这就是个死局,马可·波罗搞了一次堪称教科书级别的公关秀。

他没那个闲工夫去磨嘴皮子,直接摆了一桌酒席。

酒喝得差不多了,他抄起一把刀,当着大伙的面,把自己那件烂袍子给划开了。

那一嗓子下去,全场鸦雀无声。

红宝石、蓝宝石、翡翠、金疙瘩,稀里哗啦从衣服夹层里滚了一桌子。

这笔账算起来太简单了:话能编,身份能造假,但手里这些硬通货可造不了假。

威尼斯人立马变了一副嘴脸,波罗一家不光拿回了房产,还成了座上宾。

马可·波罗甚至混了个“百万先生”的绰号,因为他一张嘴就是那个东方国家的财富得以百万来计算。

这时候,他的信用抵押物是实打实的金银财宝。

可好景不长,真正的考验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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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跟热那亚人打仗,他倒霉被抓了。

在号子里,他碰上个叫鲁斯蒂谦的作家。

这俩人凑一块儿,一个敢侃,一个能写,整出了那本轰动欧洲的《马可·波罗行纪》。

书是火得一塌糊涂,可质疑声也铺天盖地。

原因无他,书里有些段落,实在太像在那儿吹牛皮。

最让后人诟病的一笔烂账,叫“襄阳献炮”。

马可·波罗在书里把胸脯拍得啪啪响,说当年元军围困南宋的襄阳城,啃了好几年啃不动。

这一段写得那叫一个身临其境,好像破城的头功非他莫属。

可你翻开正儿八经的《元史》一查,这事儿根本对不上号。

头一个就是时间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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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阳城破那是1273年的事儿,按马可·波罗自己的行程单推算,他紧赶慢赶,最早也得1275年夏天才能到上都开平府。

也就是说,襄阳城墙塌的时候,他还在几千里以外吃土呢。

再一个是技术版权问题。

《元史》记得明明白白,献炮的是西域来的“亦思马因”和“阿老瓦丁”,这俩人后来还当了“回回炮手总管”,跟威尼斯人八竿子打不着。

马可·波罗干嘛要撒这个谎?

琢磨琢磨人性,这大概就是典型的“贪大求全”。

襄阳之战那是当时的国际头条,作为一个急着在欧洲树立“东方通”人设的回国商人,把别人的功劳揽自己头上,身价立马能翻倍。

但他千算万算没算到,这个牛皮吹破了,成了后来怀疑论者攻击他的把柄。

除了“给自己加戏”,他还“漏掉了关键戏份”。

挑刺儿的人列了个长单子:你在中国混了17年,还自称当过扬州的地方官(虽说扬州的地方志里压根查无此人),怎么书里从来没提过汉字?

没提过喝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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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提过用筷子?

甚至连这片土地上最显眼的两个标志——长城和女人裹小脚,也只字未提?

这就好比一个老外非说在巴黎住了十年,结果从来没提过埃菲尔铁塔和法棍面包。

结论好像已经板上钉钉了:这就是个大骗子。

他没准儿只到了中亚,在波斯人的仓库里听了点关于中国的二手八卦,然后东拼西凑搞出了这本书。

这套逻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挺有市场,直到有位中国历史学家在故纸堆里翻出了一张“发票存根”。

这位学者叫杨志玖。

这支使团的任务,是护送元朝的阔阔真公主,远嫁到伊利汗国去。

马可·波罗行纪》里费了不少笔墨讲这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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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可·波罗说,伊利汗国的国王阿鲁浑死了老婆,派人来元朝求亲。

忽必烈挑了阔阔真公主,又因为波罗一家熟悉海路,特意指派他们随行护送。

在书里,马可·波罗精准地拼出了三个元朝使者的名字:Oulatai(兀鲁歹)、Apousca(阿必失阿)、Coja(火者)。

“遣兀鲁歹、阿必失阿、火者,取道马八儿,往阿鲁浑大王位下。”

三个名字,严丝合缝。

这简直是比中彩票还低的概率。

要是马可·波罗没来过中国,只是在土耳其听故事,他绝对不可能知道三个元朝中低层干部的准确名字,更不可能知道他们具体的出差路线。

这三个名字,就是马可·波罗留在中国历史上的指纹。

那书里那些大窟窿怎么解释?

没长城,没茶叶,没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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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得换个角度看:马可·波罗眼里的“中国”,跟咱们理解的“中国”,压根就不是一个频道。

在元朝,社会圈子是分层的。

马可·波罗是个“色目人”,他的朋友圈完全是在蒙古统治阶层那个大院里。

他用不着学汉字,因为官方办事除了蒙语,通用的还有波斯语。

他在书里叫中国地名,比如管北京叫“汗八里”(Cambaluc),管黄河叫“哈剌木连”(Caramoran),管中国北方叫“契丹”(Cathay),清一色全是波斯语或者突厥语的发音。

这说明啥?

说明他人确实在这儿,但他一直活在一个“蒙古—色目”的特殊气泡里。

他没喝过茶,因为蒙古贵族那会儿更爱喝马奶酒。

他没见过裹小脚,因为蒙古娘们儿不裹脚,而汉族的大小姐们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他一个老外哪有机会看见。

至于他在扬州当官的事儿,估计就是负责点盐铁转运的具体活儿,或者挂个虚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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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元朝那个乱糟糟的官制底下,这种临时工性质的差事根本进不了正史。

所以,真相很可能是这样的:

马可·波罗没撒弥天大谎,他只是戴了一副有色眼镜。

他是个看客,不是个过日子的本地人。

但这事儿重要吗?

在他之前,欧洲人以为东方是传说中的“塞里斯国”,那儿的人好像住在森林里的精灵,和平、安静、不打仗。

马可·波罗用商人的笔触,把这层滤镜给砸碎了。

他明明白白告诉欧洲人:东方不是神话,那是实实在在的大卖场。

那儿有海岸线,船能开过去;那儿的屋顶是金子铺的,咱们能抢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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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赤裸裸的财富诱惑,直接刺激了两个世纪后的那帮冒险家。

到了15世纪,有个叫哥伦布的意大利人,手里时刻攥着一本翻得稀烂的《马可·波罗行纪》。

他在书的空白处密密麻麻写了260多条笔记。

他铁了心相信,只要一直往西开,就能到马可·波罗笔下的“杭州”。

1492年,哥伦布揣着西班牙国王写给中国皇帝的国书就出发了。

直到死那天,这哥们儿都固执地认为自己到的古巴就是日本,管美洲土著叫“印第安人”。

虽然他经纬度算错了,大陆也找岔了,但他却亲手开启了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大航海时代。

回过头看,马可·波罗这辈子,其实就做对了一件事:

在那个信息闭塞得像铁桶一样的年代,他用一本书,在东西方之间架起了一座欲望的桥梁。

至于他有没有吹牛,有没有抢功劳,有没有漏掉茶叶和筷子,在历史滚滚向前的洪流面前,都只是不起眼的小注脚。

他让欧洲人相信了彼岸的存在,这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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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来源:

(英)弗朗西丝·伍德:《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