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隆冬的哈尔滨车站寒风凛冽，蒸汽机车喷出白雾，一对中年夫妇踏雪而下。艾青抱着稿夹，妻子高瑛提着小皮箱，这趟远行的终点是黑龙江省垦区的852农场。对外界而言，那是一片“风吹草低见黑土”的蛮荒；对他们而言，却是一道久违的栖身之门。半年前，农垦部部长王震在北京的家里拍着艾青的肩膀说：“先到北大荒待两年，安心。房子我替你们准备好了。”一句话，像炉火般驱散了诗人心头的阴霾。
若论交情，还得追溯到1943年。那年延安窑洞里，王震带着“南泥湾把荒地变米粮川”的豪气，同文人们围坐烤火。艾青被请去朗诵《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朴拙的湘音忽而插话：“诗也要生根发芽，和庄稼一个理。”一句话把军人和诗人的距离瞬间拉近。此后两人往来不断——或在延河边讨论俄国小说，或在简陋的菜畦里谈棉花产量，文气与兵气交织，意外契合。
1958年，风云骤起。对文化界人士而言，舞台灯光骤然暗下，艾青被迫沉默。正在踌躇之间，他接到王震的亲笔信。对话简短却有力：“北大荒缺木屋，也缺诗行。愿意来吗？”艾青回信只有一句：“愿随兄走。”彼时他47岁，远离笔墨已近三年。
初到南垣村，迎面是一片扎眼的黑土地。王震叮咛场部：“别当贵客供着，让他和大伙一起下地。”艾青唯恐自己是累赘，天天跟着新兵似地摸锨把、架犁刀。手上起泡了，他自嘲：“诗人改行，先练茧子。”晚风吹过草棚，一群知青唱起《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艾青跟着拍节奏，眼里却闪着光——他想起南泥湾的火把。
王震对老友的关照从不体现在言辞上，而是落在细节里。林场缺照明，他批条调来一台旧发电机；木工活没人手，直接从总场借了两名老工匠。艾青掏出积蓄五千元，添置电缆和灯泡。有人劝他省点儿，他摆摆手：“灯光亮一点，夜里写诗也不眯眼。”
那年四月，农垦部送来一头梅花鹿，让852试办养鹿。鹿栏刚扎好，动物却惊惧难安。艾青被临时点名当“鹿把式”，可没几天，小鹿硬是撞破栅栏溜进密林。场长急得团团转，艾青主动请罪：“算我的，赔！”大家哭笑不得。夜深，他对妻子悄声说：“它想自由，就让它自由吧。我当年在牢里，也盼这一天。”一句玩笑，却把心底陈年苦涩全数翻出。
1959年夏，王震再到农场，见艾青面色蜡黄，立即吩咐：“换个地方透透气，你想去哪儿？”艾青指向西北：“新疆。”十一月，夫妇俩抵达石河子。彼时的农八师还遍布戈壁滩，尘土扑面，但每月两百元生活费加上机关食堂的肉票，足够他们安心创作。王震交代：“创作也好，种树也罢，别憋着。”
石河子一年四季风大。艾青常背着小本子在干河沟里采访汽车兵，他要写劳模苏长福。帐篷里，他和司机们围炉夜话；刮大风，睡袋里都是沙子。有人问这样受罪图啥，他笑：“诗人得闻到柴油味，和时代合拍才有韵脚。”三个月后，《苏长福的故事》付梓，一时间在兵团运输连传阅得卷角发黑。
与此同时，一部长篇《从南泥湾到莫索湾》悄悄成形。书名听着拗口，可王震瞄一眼就懂：一条线，连接昔日陕北的碎石薄田和今日边地的戈壁盐碱，连接两代拓荒者的脚印。王震不许艾青写自己，艾青便把恩情折进字里行间，用群像作注解，用风雪作背景。兵团验收书稿时，年轻编辑说句大白话：“这股子劲，看着就像老首长在赶马车。”话一出口，大家都笑，谁也没多提名字。
1971年，埃德加·斯诺来华采访。他见总理的第一句话是：“艾青还好吧？”周总理点头：“在新疆，写诗呢。”几个月后，这句话辗转传到石河子，职工食堂炸开了锅：原来那个天天戴草帽锄地的中年人，海外名气这么大。艾青却波澜不惊，只对带信的人说：“斯诺记性真好。”
1977年初夏，离别十八年的诗人回到北京。那时王震已调任国家副主席，公务繁忙，却仍抽空请老友吃顿家常菜。酒过三巡，王震一如当年叮嘱：“别写我，写土地、写老百姓就行。”艾青点头，举杯一饮而尽。
1993年3月12日清晨，电话铃骤响。王震在北京医院与世长辞，享年85岁。高瑛握着听筒，沉默良久才放下。艾青已双耳失聪，只见妻子神情异样，连问数声：“老王来电话吗？”得知真相后，他呆坐木椅，半晌才喃喃：“大救星走了，我欠他的字，再也补不上了。”
五年后，艾青也在北京离世。整理遗稿时，人们发现那本《从南泥湾到莫索湾》扉页空白处写着一句短短的铅笔字：“献给一位不愿露脸的开荒者。”旁边没有署名，却无人不知那指的是谁。如今翻阅这些作品，仍能听见寒风里马达轰鸣，也能看到北大荒夜空下孤灯闪烁。那灯，是王震替朋友点亮的，照着一位诗人走过漫长而又坎坷的边地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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