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的一场大雪把迪化城外的道路盖得严严实实,王震裹着大氅,借着油灯翻阅缴获的名册。一个名字“刘玉良”让他停住了手——此人曾在皖南截击过359旅的运输队,还杀过两名交通员。名单上标注:畏罪潜逃,下落不明。夜风很冷,王震抬头嘟囔:“跑得掉么?”此时谁也不会想到,五年后,两人还会在京沪铁路的路基旁碰个正着。

刘玉良是典型的旧式大地主,41岁,皖北人。1945年投靠国民党保安部队,仗着几条枪在乡间横行。1949年秋,他混在溃退的败兵中,换了身份逃向华东,又在一次突袭中被王震部队列入通缉。档案照片上,刘的眉骨微凸,左耳缺一小块,特征算不上难记。王震对自己说:“这个人,迟早要揪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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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不能不提王震那支善于走远路的部队。1922年,他14岁,在长沙做铁路勤杂工,耳濡目染工人运动。三年后入党,随后在湘赣边界摸爬滚打。长征途中,他是红六军团政委,带兵夜行百里,拒绝点火做饭,靠嚼生米躲过数次包围。抵达甘孜后,万余人仅折损两百,这是毛主席所说的“了不得的奇迹”。

抗战爆发,他担359旅旅长,同日军拉锯在陕甘宁。要命的是国民党封锁边区,粮道断绝。面对“无米之炊”,王震一句“咱自己种”,就把部队拉进荆棘遍地的南泥湾。搭草屋、挖水渠、种小麦,一边练兵,一边养猪。1943年秋,毛主席考察时感叹:“部队反而胖了。”这句玩笑,成了大生产运动的口号。

1944年,他又带旅远征华中,护送机关干部。枪管绑着锄头,人背着机要档案,六百里夜行,硬生生在日伪顽防线上开出一条缝。毛主席后来评价:这是长征精神的续篇。

1949年西出阳关解放新疆,零下二十度,王震46团在戈壁上睡盐碱地,用驼铃替哨音。1月雪停,他已手握天山南北。枪声刚落,他的胃病却加重,被送往莫斯科疗养。1951年冬返国,中央让他兼任铁道兵司令。新中国百废待兴,铁路是一条条动脉,他没有推辞,“修路也是作战”。

1954年2月7日,京沪铁路常州段。晨雾未散,蒸汽机车的汽笛声此起彼伏。王震46岁,身穿旧军大衣,蹲在枕木旁看工人捣固石碴。突然,前方一个民工抬头,他猛地愣住:那双眼睛,眉骨轮廓,与五年前的那张照片几乎重合。王震站起身,扬声喝道:“过来!”对方先是一怔,随即转身狂奔。几名警卫早有戒备,三步两步把人按在地上。

尘土飞扬,刘玉良被拽到王震面前。对视片刻,王震问:“怎么在这?”刘低头不语。王震让人扒开他的领口,左肩处一道旧伤触目惊心——当年皖南遭遇战中留下的弹痕。“不会错。”王震随即吩咐铁路公安带人仔细审查。刘玉良明白躲不过,瘫在地上嘟囔:“我……我就想混口饭吃。”

工地上沉默了一阵。有人私下议论:“逃了这么远,还不是落网。”王震没有多说,只留下一句:“修路是为了让百姓过好日子,坏人混进来,路也修不通。”他的语调不高,却透着不容置疑。

有意思的是,这场插曲并未耽误工程进度。现场勘测完毕,王震依旧按计划向南巡视。他在简报上写道:常州段质量可,唯警戒须严,特别注意流窜分子。字不多,却把军人作风和工程习惯融合得明明白白。

王震后来回忆,铁路施工与打仗相似:侦察、计划、组织、保障,一样不能少。只不过对手从敌军变成了塌方、洪水和资金缺口。1957年京沪线全线提速验收通过,铁道兵在庆功会上唱起《南泥湾》,有人才恍然察觉,军旅歌声、锄头号子与钢轨哐当,其实同属一条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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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玉良被押解回原籍,当地法院根据其战争时期和解放初的累累罪行,依法判处重刑。案件不再被提起,但那次工地上的短暂追捕,成为铁道兵沿线口口相传的小故事。人们感叹:天网疏而不漏,而网的经纬,就是一条条新铺的铁路线。

1950年代末,王震调离铁道兵,转向农垦事业。有人问他更喜欢哪段经历,他摆摆手:“该上山打仗就打仗,该下地种庄稼就种庄稼。”简单一句,却映出那个时代的气质——使命先行,身份随行。

五年寻踪,一瞬落网。54年常州工地的那声“你怎么在这?”,实则不只是一句惊讶,更像一记警钟:革命洪流滚滚向前,任何侥幸的旧恶都终将无处遁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