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笔钱搁在那个年头，是个什么分量？
那会儿国民党刚逃到台湾，口袋里比脸还干净，财政早就见底了。
像保密局这种要害部门，别说普通特务，就是到了组长这一级，想领法币薪水都难，顶多按家里人头领点陈米和黄豆。
就连副局长，一个月拿到手的也不过六百块。
这钱名头听着好听，叫“营养费”，说白了，就是这一行里沾着血的“买命钱”。
为了让这笔钱拿得长久，他在庆功宴那晚几杯酒下肚，眼珠子一转，又盯上了一块肥肉——台湾电力公司的总经理刘晋钰。
这一连串动作背后，哪是什么单纯的抓间谍，分明是保密局内部一场关于饭碗和权力的血腥算计。
把时间拨回1949年冬天，台北的风对于毛人凤来说，简直能把骨头冻裂。
虽说屁股底下坐着保密局局长的位子，可他这日子过得是真煎熬。
蒋介石对情报系统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几百万大军在大陆输得精光，搞情报的既没提前报信，也没把渗透进来的钉子拔干净。
毛人凤心里跟明镜似的：老蒋现在急需一条能咬人的恶犬。
要是他这条老狗显不出本事，随时都得卷铺盖走人。
这节骨眼上，抓几个闹事的学生、逮几个不入流的小情报员，根本不顶事。
他急需一个“分量压得住秤”的大猎物，得重到能把整个台湾岛震三震，重到能让蒋介石觉得保密局这帮人还有口饭吃的价值。
正愁没米下锅，机会自己撞上门了。
台湾省工委的头目蔡孝乾落网，大刑伺候之下，嘴里吐出了三个字——“吴次长”。
翻遍当时的国民党军界，能配得上“吴次长”这个称呼的，除了吴石没别人。
这消息让毛人凤心里又是狂喜又是打鼓。
喜的是，吴石可是中将，位高权重，真要坐实了他是“匪谍”，这功劳大得没边；怕的是，吴石在圈子里根基深，万一抓错了，或者证据不硬，反咬一口足以让毛人凤尸骨无存。
这笔买卖怎么做？
毛人凤把心一横，决定赌一把，但他手里缺把快刀。
毛人凤给他的话极简短：“赶紧查，我要铁证。”
人家中将有中将的傲气，手里也捏着底牌。
既然正面攻不进，那就换个路子，抄后路。
他在吴石家门口守株待兔，没费多大劲就盯上了一个看着不起眼的女人——朱枫。
顺着这根藤摸下去，查到了朱枫手里那张特别通行证。
那张证件上的签发人名字，赫然写着吴石。
这一招“隔山打牛”成了破局的关键一击。
通行证上的编号、朱枫的口供、再加上蔡孝乾的指认，三点连成一条线。
在这个死循环里，吴石到底有没有亲手干过那些事已经不打紧了，逻辑上的证据链已经扣死了。
1950年6月，死刑判决书下来了。
为了怕出岔子，毛人凤在执行令上特意加了一道双保险：命令刑场上的枪手“照着心脏打，必须死透”。
7月17日天还没亮，马场町刑场。
一声枪响，吴石倒在血泊里。
这话既是说给死人听的，更是敲打毛人凤的。
毛人凤这顶乌纱帽，算是戴稳了。
这一回，他不扯什么党国大义，也不提什么局势危急，张口就问：“你一个月拿多少钱？”
毛人凤压根也没等他回话，大笔一挥，那笔八百块的“营养费”就批下来了。
这钱的意思再明白不过：我知道你手脏，这是补偿；但这更是一条锁链——拿了钱，你就是我的马仔，往后还得接着干更脏的活。
那天晚上，他在宿舍连灌了两大碗酒。
酒这东西，能给怂人壮胆，更能把恶人心里的火点着。
喝完酒，他直奔毛人凤办公室，压低嗓子说了一句：“再抓一个，还能立大功。”
毛人凤连问都没问是谁，只是点了点头。
这就是那场恐怖游戏的潜规则：只要开了头，就刹不住车。
八百块的营养费烫手得很，必须源源不断地找新“猎物”来填这个坑。
刘晋钰是个什么人？
他是台湾电力公司的总经理，标准的搞技术的书生。
留法回来的，抗战时候顶着炸弹抢修电厂，圈里人叫他“地下电厂第一人”。
战后接收台湾电力系统，正是靠着他，才让台湾那破破烂烂的电网重新通了电。
这么一个人，跟“间谍”俩字怎么也扯不上关系。
手里没证据？
那就“造”一个。
他装成蔡孝乾（化名郑辉祥）的接头人，胡乱写了张条子，大摇大摆进了台电总管理处。
刘晋钰也就是个工程师，碰上特务机关精心设计的这种心理套路，一点招架之力都没有。
这一千块钱，成了刘晋钰的一道催命符。
有人问这钱哪来的，他只是嘿嘿一笑，不吭声。
那顿牛肉吃得满嘴流油，但在座的每个人心里大概都有数，这是拿人命换来的。
过了三天，刘晋钰下班路上就被塞进吉普车拉走了。
进了审讯室，面对“承认是吴石同伙”的指控，刘晋钰死活不签字。
他是读书人，骨头硬。
一直到死，他也没咬出任何人的名字，因为他肚子里本来就没货。
可这已经无关紧要了。
按照当时的强盗逻辑，只要有那次“接头”的事儿，有那一千块“经费”，罪名就板上钉钉了。
1950年7月17日，还是马场町那个黎明。
刘晋钰被绑在木桩子上。
离他不远的地方，就是吴石倒下的位置。
枪声再次响起，这位让台湾亮起来的工程师，倒在了天亮前的黑暗里。
军闻社发出来的通稿冷得像冰坨子：“匪谍案主犯刘晋钰，明正典刑。”
这案卷最后被塞进了“吴石等叛乱案”的大袋子里。
很多年以后，档案解密了。
后人翻开那些落满灰尘的卷宗，看到的是这一串名字：吴石、朱枫、刘晋钰…
回过头再去琢磨这段历史，你会发现一个让人后背发凉的死循环：
从那往后很长一段日子里，台湾情治机关办事的调子就被这两个案子给定死了——先给你扣帽子，再回头找补证据；只要最后的结果，不问中间的过程。
1950年的那个夏天，台北夜晚的电灯依然亮得刺眼。
那是刘晋钰亲手修好的电网。
灯光照着特务们通宵加班的审讯室，也照着那一页页盖着鲜红“死刑”大印的档案。
那一抹红印泥，哪怕过了几十年，乍一看，依然透着一股子散不去的血腥味。
信息来源：
热门跟贴